反省与超越：东亚宪政主义发展的路径与模式((2)
2014-02-28 01:57
导读：西方古典宪政模式与西方的历史、民族、文化、经济以及宗教密不可分，源于自身内发的、稳固的法治历史和政治传统、成熟的公民文化、繁荣的自由经济
西方古典宪政模式与西方的历史、民族、文化、经济以及宗教密不可分，源于自身内发的、稳固的法治历史和政治传统、成熟的公民文化、繁荣的自由经济秩序的等条件。若追根溯源，上述条件又是从一千多年前的西欧就已经开始出现的社会多元主义、市民社会、对契约以及法治的崇尚、代议制、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坚持等要素演化发展而来，这些要素也许可以在东亚宪政国家和地区中找到其中的一、二个，但是作为一个有机的总体它们仅存在于西方宪政之中。因而东亚宪政主义的发展一开始就面临宪政传统先天不足，宪政实践基础十分薄弱。例如法治的重要性在东亚宪政主义发展过程中就远不如西方古典宪政那么凸显，有学者指出：“几十年来，亚洲经济一直依靠非正式规则而繁荣发展。对于绝大多数亚洲国家而言，正式法律只是作为一套底线（default）规则而存在，决定行为的不是正式的法律，而是基于关系的合同、网络和族群团体的社会规范。”[12]如果剖析西方古典自由民主宪政的成长经验，其宪政的生长及其维持不但曲折，而且艰辛，那么，与之相比传统和基础更为薄弱的东亚宪政发展之成果，其得来本属不易，其巩固则更加维艰。东亚宪政主义能否健康稳定地发展下去，还有待时间的洗礼和检验。
（四）强调国家至上、强化政府能力的理念比较突出，限制国家权力的理念并不鲜明
控制政府（权力）是西方宪政最核心的内容，正如麦克尔文所说的：“真正的立宪主义的本质中最固定和最持久的东西仍然与其肇端时几乎一模一样，即通过法律控制政府”。[13]有限政府、限政几乎是西方宪政的代名词。但东亚宪政主义的经验对传统的最小政府理论提出了挑战，强大的政府能力、庞大的官僚制政府与自由经济似乎能一起共舞。这里有两个可能的解释，一是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起飞阶段对政治稳定和强国家能力的需求有历史和时代的必然性。二是东亚儒家文化传统中被统治者们习惯于服从威权和忍受等级的文化因子一方面有助于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使得威权主义体制的存续易于获得自身的承继基础。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五）宪政的动力来源以外源型为主，国际环境的影响力较强
西方古典宪政模式的动力来源是内发型的，宪政生成和发展呈现出自发的、自下而上的、缓慢的渐次变革和渐进累积的过程，是文化积累、思想启蒙和社会、经济推进的结果。在那个国家间竞争尚不激烈、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和人员交流并不频仍的时代，国际环境的影响力并不明显，文明转型的示范效应尚不突出。而东亚宪政主义的发展是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社会受外力的冲击，引起思想、政治、经济领域的巨大变革，最终导致宪政改革和民主转型。日本战后宪法制度的建立自不待言，韩国、蒙古、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地区的宪政变革都有十分明显的国际环境的影响背景。[14]这个特点应当是与东亚宪政主义兴起的时代正是一个国际竞争加剧的全球化、信息化时期，政治文明转型的示范效和国际压力明显增强有关。
三、东亚宪政主义发展模式之检讨
检讨东亚宪政主义的发展实践，必须面临和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威权主义体制为什么能长期存在并发挥功效？
有一种解释认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在
世界经济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面对外部压力和内部变革的挑战，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外抗列强、内治割据、凝聚民心、治国有方，迅速振兴民族经济的政府。对于它们而言，不论是军人执政，还是文官政府，不管是采取专制形式或是宪政形式，只要能够发展经济，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老百姓都能够接受它。而脱胎于传统集权体制的威权体制在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得以盛行，与这种社会的经济需求和民众接受有关。[15]例如韩国的军人强权保证了国家在60年代初由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向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转变，保证了它自80年代起由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的转变(通过加大科技投入，加快高新技术的开发和科技人员的培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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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种为此辩护的观点认为：它是一种迫不得已和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即由于后发的现代化进程不可能像英国史那样表现为一种自然进化途径，所以为了达到自由主义的理想，政府便不得不循着一条先放开经济自由后放开政治自由的路子。[17]亨廷顿的一段话似乎可以作为这种辩护词的注脚，他曾经针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中的动荡不安，提出“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18]但这个辩解把历史发展的客观效果与威权主义体制的主观愿望混为一谈了，威权主义体制成为宪政破解的对象基本上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东亚民主转型和宪政改革的实践大都证明了这一点。
其实，东亚宪政主义发展的这个特点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发展有几分相似。从近代
经济史来看，近代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最初确实是专制统治扶持起来的。英国的商业资本就是由封建专制统治者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扶持起来的，这在16世纪都铎王朝统治时期以及斯图亚特王朝初期表现得淋漓尽致。法国从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国家，一跃成为经济强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强有力的封建专制政权。从日本、德国、俄国等国的经济史中也可以找到专制政体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例子。
不容忽视的是，专制政权推进、扶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目的主要不在于发展经济，而是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经济只是解决政治矛盾的手段。几乎所有推行重商主义的专制政权，如法国、英国、西班牙、葡萄芽等国，当时都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如与国内诸候的对抗，与他国争夺海上、陆上霸权等，连年征战、穷兵黩武导致国库枯竭、财政危机。而扶持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治经济压力。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却又衍生、激发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革新势力与封建统治的矛盾，这种矛盾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说既是始料未及的，也是致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本质上排斥国家全面干预，自由竞争规律必然反过来冲击专制统治，市场经济的发展成为变革专制统治的内在动因。当专制统治者出于一时的政治目的而放纵和扶持资本主义经济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市场经济的发展会以自身的运动逻辑引起社会关系的变化，并进而催化出政治变革的要求。威权主义体制在东亚宪政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命运说明，东亚的宪政生成路径仍然没有脱离西方古典宪政模式的基本发展逻辑。
第二个问题：东亚宪政主义的发展路径是否构成一种成熟的宪政成长模式？
比较成功地实现民主转型和宪政改革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尽管它们转型和改革的社会成本高低不一，社会成员在言论自由和政治参与的自由度大小不同，但有几点是共同的：
1、执政者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具有改革开放的意识，尊重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实行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和政策；[19]
2、成功地改造了传统经济关系，重视在市场机制条件下的经济自由，注重培育市场和扶持企业，重视对民间资本进行合理的扶持和利用；[20]
3、宪法文本和制度层面肯定人民主权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承诺还政于民；
4、国家稳定和社会秩序的价值取向优位于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价值取向；
5、尊重和保留过去的传统，并将其作为现代化起飞的现实起点，在维持传统文化因子和引进西方现代政治文明之间寻求合适的平衡；
6、重视对经济自由基本制度的建设和维护，政府不仅不会饮鸩止渴地带头破坏维系一个现代社会的基本准则，相反还会积极主动地帮助民间社会制定这些规则，并将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与此同时，国家机器也在适时进行自我调适，如奉行精英治国、推行文官制度、适时扩大代议机关的民意参与基础等。[21]；
7、威权主义体制存续期间的国际环境相对宽松。东亚宪政改革比较顺利的国家和地区，在地理位置上正好处于“新月形包围圈”。有学者精辟地指出：“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上，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出于对“输出革命”的恐惧，会让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压倒一切。这样，西方为了巩固这道防线而采取的种种的权宜之计，就给所谓的‘东亚模式’的形成构成了外部机遇。”[22]这样，西方发达国家更注重东亚的政治稳定而不是政治开放程度，威权主义体制不会面临多少国际压力，同时，它们作为“自由世界“的贸易伙伴而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当然，冷战结束后，这个宽松条件也随之发生了改变。[23]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问题的关键在于，东亚宪政主义发展过程的上述数点共同之处并不足以证明其宪政模式是一种成熟和稳定的宪政成长模式。因为，威权主义体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是无条件的，更不是普遍的现象。事实上，如果放眼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是集权强势政府，但并没有出现超常规增长的经济奇迹。相反，战后绝大多数实行集权或威权体制的国家的经济缺乏生机、停滞不前，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从根本上说，集权体制不具备使现代经济增长的内在稳定机制，因为它以垄断为基础，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育；它动辄不顾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和现存的法律制度，强制推行其攫取财富的各种计划和政策，压制其他经济成分的生产积极性，妨碍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造成经济的低效和浪费；由于缺乏监督和制衡机制，大权独揽的统治者和官僚阶层往往置国家利益和广大民众的生活于不顾，巧取豪夺，贪污腐化，昏庸低效，以致矛盾激化，危机四伏，经济秩序一片混乱；集权体制压制民主，堵塞言路，践踏人权，导致本国资金与人才外流，加之声名狼藉，经常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外国私人资本望而却步，许多国际组织或外国政府也拒绝为其提供货款与援助。集权政府如果不主动进行宪政改革，适时推进还权于民，那末它迟早会被推翻。菲律宾的马科斯政府、中非的博卡萨政府、尼加拉瓜的索摩查政府就是如此。西方学者德克·贝尔格·施罗塞指出，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而言“那种盛行已久的民主和发展不能并存的信条，在今天已被驳倒。”那种认为独裁在资本积累、增加生产和自主经济的初期阶段是必不可少的结论几乎没有普及示范的效应。[24]
总之，威权主义体制在现实政治发展中的表现说明它有可能“通往自由之路”，也可能“通往奴役之路”。它在现代化转型中的作用不是单一的，而是双重的。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条件下，其利弊的大小也各有不同。随着时代的进步，其有利的方面将逐步减少，其不利于后发国家民主转型和宪政改革的内在机制将日益突出。东亚宪政主义的发展路径充其量也只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宪政成长路径。
第三个问题：东亚宪政主义发展路径是否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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