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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与超越：东亚宪政主义发展的路径与模式(

2014-02-28 01:57

【内容摘要】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东亚国家和地区发生了政治转型及民主化的浪潮，形成了所谓的东亚宪政主义。在第三波全球性民主化的浪潮之中，东亚宪政主义的发展引人注目，其已经显示的特质、路径和模式与西方古典宪政相比具有若干不同之处，值得反思和研讨。东亚宪政主义的特质及生成路径表现在：时空的短暂与窘迫；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的相对分离，经济自由对政治集权有一个从依赖到扬弃的过程；宪政要素的短缺与宪政传统的先天不足；国家至上、强化政府能力的理念比较突出，限制国家权力的理念并不鲜明；宪政的动力来源以外源型为主，国际环境的影响力较强。检讨东亚宪政主义的发展模式，必须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威权主义体制为什么能长期存在并发挥功效？第二：东亚宪政主义的发展路径是否构成一种成熟的宪政成长模式？第三：东亚宪政主义发展路径是否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总之，东亚宪政主义发展给予我们的宝贵启示是，任何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最终都必须在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中得到体现，经济起飞的成果最终都必须在一个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宪政体制内得到维持并公平地让民众分享。
 
A trend of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occurred in the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East Asia in the 1990s，from which the so-called East Asian constitutionalism developed. In the third-wave global democratization,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st Asian constitutionalism is quite conspicuous.The demonstrated features，path and mode of the East Asian constitutionalism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Western classical constitutionalism，which deserve further reflections and explorations. Features and path of the East Asian constitutionalism showed as follows：Development under the compression of time;A relative separation between economic liberty and political democracy，there was a transition through which the dependency of economic liberty upon the centralized political power was discarded；Short of constitutional elements and lack of constitutional traditions；Notions of supremacy of the state and enhancement of the government’s capacity were prominent and the notions of restricting state power was overlooked；The impetus for constitutionalism is mainly exogenous，and the international circumstances are more influential. We must answer threen questions to review on the mode of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n constitutionalism. Firstly，why  can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East Asian for a long time and function effectively？Secondly，does the path of development that the East Asian constitutionalism  takes constitute a mature mode of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Thirdly，does the path of development of the East Asian constitutionalism necessarily lead to some specific end？In conclusion，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st Asian constitutionalism teaches us a precious lessen：all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s in a stete have to be embodied in the reform and improvement of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all fruit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have to be preserved and sharedm fairly by the people within a constitutional framwork founded on the people’s  will.

 
 
一、引言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东亚国家和地区发生了“经济”奇迹，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转型模式被誉为“东亚模式”、“东亚经验”或“东亚道路”。进入九十年代，东亚国家和地区或前或后地发生了令人瞩目的政治转型及民主化的浪潮，有的已经基本完成了转型，如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有的正在处于转型的酝酿期或者为转型积累条件，如中国大陆。与英美式以社会自由、经济放任发展为主轴的常态宪政国家相比，东亚的日本、菲律宾、南韩，甚至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经常宣扬自己的“民主成就”或“宪政改革经验”。如果东亚在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特点可以“东亚模式”概括的话，我们不妨把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民主转型和宪政改革概括为“东亚宪政主义”。
众所周知，萌芽于18世纪的近代宪政主义肇始于西方，于19世纪在欧美开花结果，盛极一时。到了20世纪及迨至新世纪，宪政主义所具有的普适价值为越来越多的东方国家所接受和认可。在亨廷顿所称的20世纪后期第三波全球性民主化的浪潮之中，东亚宪政主义的发展引人注目，其已经显示的路径、图景亦与西方古典宪政模式具有一些不同的特征。值得研讨的是：东亚宪政主义具有哪些特质？其生成路径有何独特之处？其宪政主义发展实践是否能构成一个有别于古典宪政主义发展的稳定模式？本文试图就此作出若干浅析。
 
二、东亚宪政主义的特质及生成路径的反思
 
      迄今为止，东亚宪政主义成功发展的国家或地区都已经具备自由民主的某些特点：日本、菲律宾和南韩基本上都有了政治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以及广泛的公民权；公民的私生活一般不受政府的干涉和监督；传媒也几乎不受检查了；多党政治初步形成；利益集团和压力集团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1]中国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进程在原有体制内完成了政党轮替及梯次的“宪政”改革，有学者认为台湾政治文化要素大致包含下列三大民主价值：肯定宪政法治的意义、肯定在合法性之选举制下的权力竞争、承认“人民主权“为民主制之正当性的理据。[2]比较东亚宪政主义和西方古典宪政模式的特征，可以看到它具有的某些鲜明特质，而这些特质，又是与东亚宪政主义生成路径有莫大的关系，它们表现在下列若干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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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空的短暂与窘迫
      近现代宪政是西方文明的产物。300年前，整个地球上几乎都是君主制国家，西方宪政主义的兴起和普及，则打破并改变了这一政治格局。比较西方古典宪政模式耗时两百多年的发展史，东亚宪政主义的发展历程都比较短暂，除了日本二战后成功地移植美国的宪政制度并发展出较稳定的宪政民主体制外，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宪政改革历时都比较短暂。如果以1987年第六共和国宪法的确立和有效实施为起步，韩国的民主化转型和宪政改革比较早，而中国台湾地区的“宪政”转型则起步于九十年代，至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双普选为目标的民主化进程则还在循序渐进之中。可以说东亚宪政主义发展历程，短者不到十年，长者也不到二十年。
      总体观之，东亚宪政主义的发展缺乏自然缓慢的演变过程，不够均衡和不易稳定。例如韩国的宪政改革经历了民主抗争的喋血街头、血雨腥风到文官执政、和平更迭政权的过程；而中国台湾地区的民主转型虽相对和平、成本不高，但仍然十分稚嫩，在一党独大、长期坐庄的威权体制传统下，一俟政党轮替来临，执政党既未作好下野的精神准备，在野党也未培育上台的素质储备，统独争议、族群割裂、省籍对立等严重制约其政治发展的不稳定因素短期内无法消解。台湾学者萧高彦认为，由于台湾多阶段修宪并未形成稳定政治秩序的架构，宪政体制无法作为所谓“国家认同”的承载者，这构成了台湾政权转移以后正当性危机的根源，可能必须寻求其他解决之道。[3]而台独分裂势力试图推动制定所谓新宪法来实现法理台独，更是为本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带来巨大威胁。即使是日本，它虽有民主式的宪法，但“在政府机构中似乎仍然保持着许多‘温和独裁’的特点：极为强大和几乎不受监督的政府；30年以上的一党统治……”。[4]今天，日本和平宪法的命运也充满了变数。迄今为止，在东亚形式上完成了“民主化”转型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包括日本，其社会运行机制的深处和现实政治生活中，都还存在着一些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法团主义、既得利益集团联盟，传统的崇尚权力、官尊民卑等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仍有一定市场，使得宪政改革为适应社会变化而进行的调整步履维艰，似乎不依赖政治“强人”或“右倾”就难以实现裂变。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有学者用更形象、更简洁的“时空压缩”来概括第三波民主转型国家和地区的特点。台湾大学法律学院助理教授张文贞就把韩国、菲律宾、蒙古、印度尼西亚等国多次渐进的宪法变迁实践表述为时空压缩的转型特质。她指出：“宪政先进国家耗时百年才建立出细致的宪政运作与民主制度，第三波民主转型国家却面临必须在短时期内完全跟上的时间压力，……民主转型国家一方面希望像民主宪政先进国家一样，建立可长可久的宪政制度，另方面却往往不得不采取许多从宪政先进国家的标准看来是相当短视近利的措施（ad hoc institutions）,以处理其转型阵痛期的立即需要，也正因为这种时空压缩的转型特质，许多适用与常态宪政国家的理论，并非完全不能（有时甚至是必须）放在转型脉络里探讨，只是要注意时空压缩的转型特质，往往使得民主转型国家的转型经验更为鲜明、痛楚。”[5]她进而归纳有关国家的宪法变迁模式是以形式宪法变迁为主，实质宪法变迁为辅，而之所以如此，“一般认为是与和平转型以及协商式的民主化政治（negotiated democratization）有关。[6]
       （二）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的相对分离，经济自由对政治集权有一个从依赖到扬弃的过程
       东亚宪政主义发展过程中政治和经济的演化是不同步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相对分离，经济发展先于自由民主发展的特点非常突出。按照西方宪政标准来看，长期以来，东亚人民所享有的政治自由远远不能和他们所享有的经济自由相提并论，政治自由严重滞后于经济自由的发展。经验表明，在东亚经济起飞的初期通常由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府来推行经济市场化，[7]“主权在民”仅仅只是宪法表面的话语承诺，并无实际的体制和机制来兑现，政治上宪政化程度很低或几乎不具宪政色彩。新加坡的经济腾飞，是依托于强势政府的领导。韩国长期实行军人统治，它“不仅有军事化的政权”，而且也是“军事化的社会”。[8]中国台湾地区在民主转型前也被发展经济学家视为一个“独裁性十分明显的地方，不存在民主政体。”[9]这个特点与西方宪政模式有明显不同。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就明确指出，民主和自由是18世纪以后西欧出现经济增长的起关键性的外部因素之一。[10]东亚宪政主义发展在民主转型的前夜曾经长期存在威权主义体制。这种威权主义政治形态的基本特征有三：一是市场经济取向；二是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三是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11]东亚的威权主义体制能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把“经济自由”和“政治集权”比较和谐地连接在一起。但东亚宪政主义发展的结果也证明：威权主义体制既是宪政转型的必要中介，也是宪政转型的破解对象。当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知识阶层和企业家阶层成长后，报禁、党禁逐渐放开，原有的威权主义体制渐次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经济社会条件，于是民主转型、宪政改革就应运而生。韩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国台湾地区的“宪政”改革都证明了这一点。这说明，宪政主义发展路径并无一定之规，经济自由化的起点和政治自由化、民主化、宪政化的终点之间，似乎存在多元的宪政发展道路。
        （三）宪政要素的短缺与宪政传统的先天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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