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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与超越：东亚宪政主义发展的路径与模式((3)

2014-02-28 01:57
       东亚宪政主义的发展路径并不具有必然性，而具有相当的偶发性、地方性。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东亚宪政主义的发展是与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天时地利人和”分不开的，离开这种条件，东亚宪政主义的发展可能是另一种结局。其实西方宪政模式的成长也未必具有我们一贯认为的理所当然的那种必然性。香港大学的陈弘毅教授就认为：“宪政在西洋史上的出现和成长有其历史的偶然性：古希腊的一些城邦和罗马共和国虽有宪政的雏形，最终却被专制帝国政体所淘汰；19世纪西方国家的宪政运动盛极一时，但如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的是德、意、日，现代英、美、法的宪政便要沦为历史陈迹。”[25]但他也指出，尽管“宪政的出现固然有其历史机缘的偶然性，但任何对‘苛政猛于虎’有所体会的思想者，都会觉察到宪政对于人类文明的普遍意义，正如在西方诞生的现代科学对于人类文明具有普遍意义一样。”[26]在这个意义上，宪政的出现又有其一定程度的必然性，只是这种必然性是与人类的发现和选择分不开的。我们知道，人类的文明历史呈现着丰富的多样性，各种文明之间的交往传播、借鉴吸收、互补融合构成了文明发展的动力源泉[27]。文明的发展有它合理的目的性，人类具有一种思考力，这种思考使他能够追逐他预见到并估计到能够得到益处的目的，也就是人类可以计划和实行自己的发展。[28]所以，人类善于发现、比较并理性选择构成了宪政生成和发展的文化和心理基础。东亚宪政主义的发展，终究是该地区的人民发现、比较和选择的结果。正是在东亚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通过反思以牺牲人民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发展战略之失误，它们才或快或慢地步入了民主转型和宪政改革的道路。
 
四、结语
 
      东亚宪政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限于篇幅和作者见识的局限，这篇短文无法更多地展开研讨。尤其是，作为在东亚乃至在世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中国，东亚宪政主义的发展路径和模式对于中国宪政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更是值得关注。初步的研究表明，中国宪政的发展也显示了东亚宪政主义发展的某些特征，如国家强力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维持和巩固一个强有力的推进改革开放的执政党领导中心，强调社会秩序和稳定的优先价值，采取渐进累积型的宪政民主发展道路，提出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等。[29]这似乎告诉我们，中国大陆宪政的发展也许正在取法东亚宪政主义发展的路径和模式。但是，对于中国大陆而言，一方面，中国在历史、文化、社会和发展进程方面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另一方面，两者在政治体制、法律传统和经济绩效上又存在不少的差异，更值得注意的是，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囿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如岛国）和国际环境（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对其政治发展的双重标准与宽容态度），其宪政主义发展的路径和模式对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际环境时过境迁、国情复杂多变的中国大陆具有多大的示范或借鉴价值，是难以轻易得出结论的，需要较长时间的检验。
       总之，东亚的宪政主义的生成和发展是一种在经济、社会、国家之间不断发生互动的、连续的、整体的、地方性的经验，后来的借鉴者无法割裂并断章取义、独取自己所好。但有一点完全可以肯定，任何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最终都会在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中得到体现，经济起飞的成果最终必须在一个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宪政体制内得到维持并公平地让民众分享。这是东亚宪政主义发展给予我们的共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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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路曲：《论“亚洲式民主“》，载中国日报网站。
[2]参见蔡英文：《台湾民主理念的发展及其问题》，载江宜桦、李强主编《华人世界的现代国家结构》，商周出版社，2003年，第28页。
[3]参见萧高彦：《民主化与国家认同在台湾：政治理论的反思》，载江宜桦、李强主编《华人世界的现代国家结构》，商周出版社，2003年，第134页
[4][美]弗雷德里克·C·戴约编《经济起飞的新视角——亚洲新兴工业化实体的政治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52页。
[5] 张文贞：《中断的宪法对话：宪法解释在宪法变迁脉络的定位》，载《国立台湾大学法学论丛》第32卷第6期，第83页。
[6]上引张文贞文，第85页。
[7]除称集权政府外，有的论著称之为威权主义、权威主义、软权威主义等。
[8]前引5书，第196页。
[9]前引5书，第160页。
[10]参阅[美]道格拉斯·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译本序言，学苑出版社，1988年。
[11]参见李路曲：《东亚模式与价值重构》，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二章第四节。
[12]张千帆等著：《宪政、法治与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13]引自[美]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应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页。
[14]国际环境和外国压力在第三波民主国家的建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德国的统一使得民主在东德的前景与西德的稳定的民主环境命运悠关。欧洲共同体的成员资格因为经济原因而变得极有诱惑力，民主的统治方式又是获得成员资格的条件，因此，第三波欧共体成员国（如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都有着强烈的诱因来维持它们的民主制度。其他国家，诸如土耳其，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也希望获得成员资格，这种可能性也为他们维持其民主提供了一种诱因，即欲获得成员资格，必须在维持其民主方面作出努力。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多年来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运动、自由化运动的迅速发展，是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推动分不开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开发署等国际机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时，要求发展中国家实行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世界银行设立的“援助撒哈拉以南非洲特别基金”，专门资助黑非洲国家实行自由化的经济改革。亚洲开发银行已决定增加对不发达成员国私人经济成份的援助。美国政府于1985年拨款成立了“私有化中心”，还制定了“促进非洲经济改革”的5年计划，设立了“促进经济政策改革特别基金”，致力于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经济自由化等工作。这些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反映出后发国家的宪政发展所受到的国际压力较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参见邹平学：《宪政的经济分析》，珠海出版社，1997年，第231—232页。

[15]集权或威权体制之所以能在后发国家的经济起飞奇迹中发挥功效的三点缘由：一是集权体制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稳定社会的功能，保证原有经济结构在非常状态下继续运转。在二战后相当长时期内采取西方宪政模式的国家，普遍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一旦社会出现激烈动荡，文官政府束手无策。这从客观上需要采取非常手段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行，清除了社会上及政权结构中的不稳定因素，保证已有经济结构在不具备健全的上层建筑的情况下正常运转。二是集权体制可以集中权力，以经济或非经济的手段统一利用和开发有限的资源，克服由于市场经济机制不完善引起的各种困难。三是集权体制有时也能成为推行改革、健全体制的重要力量。它可以运用强有力的产业政策迅速及时地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它可以遏制社会结构中的各种文化、宗教和种族势力的不利影响，大力推行社会体制的改革。参见前引15，邹平学书，第248—249页。
[16] 参见余仁编《世界经济与亚洲“四小龙”》，广东旅游出版社，1993年，第82—164页。
[17] 刘东：《中国能否走通“东亚道路”？》，载《东方》1993年创刊号。
[18]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41页。
[19]参见前引16，邹平学书，第250-251页。
[20]参见谈世中主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第504—508页。
[21]参见前引18，刘东文。
[22]参见前引18，刘东文。
[23]参见前引18，刘东文。
[24]See Dirk Berg-Schlosser, “Democracy Advancing in the Third World”, 《Law and State》 Vol. 35, 1987, Federal of Republic of Germany, P.91.
[25]陈弘毅：《西方宪政的历史轨迹》，载《中国书评》第一辑，广西师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
[26]上引，陈弘毅文。
[27]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列举过20多种文明类型，并描述了它们兴起、发展、衰亡的过程及原因，他甚至认为逆境而不是顺境促使人们在文化上取得成就；德国的人类学家W·施米特、英国的人类学家乔治·史密斯等均相信文化的传播是人类发展的基本力量；
[28]参见《文明和文化》，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63页。
[29] Cf. Zou Pingxue, Chinese Constitutionalism Development Aspect---From a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ism,Constitutionalism and Constitutional Adjudication in Asia,Edited by Sung Nak-in,2005 Seoul,The Republic of Korea.pp26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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