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私法说还能维持多久-为经济学对时下民法

关键词: 行为经济学/意思自治原则/有限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不对称家长制

内容提要: 本文研究了行为经济学以三个“有限”取代三个“完全”对于民法理论变革的影响:意思自治原则的崩溃、从父亲到儿子的运动的发生、不对称家长制的接受、民法与经济法界限的重新厘清。批判了民法理论100 多年来的过渡稳定现象,呼吁根据新时代精神建构新民法理论。

一、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及其主要观点
　　 行为经济学是利用试验心理学方法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从而获得规律性认识的学科。其基本特点是不满足于一些缺乏试验依据的假设或“拍脑袋”假设,力图把经济学前提建立在可靠的试验方法的基础上。它不满足于传统经济学主要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共性的倾向,主张也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个性。[1]它是心理学、经济学和试验方法三者杂交的产儿,诞生于美国。

　　 为何美国这块土地会孕育出行为经济学呢？ 这要归因于这块土地上产生的实用主义传统。实用主义（Pragmatism） 一词来自希腊文的pragma ,意思是“行动”[2]。由此可以说,美国的主流哲学传统本身就包含了行动主义或行为主义的因子。在行为主义产生之前,人的本质被当作“灵魂”、“心灵”“、身体”或“身心关系”,除了人的身体“, 心灵”和“身心关系”都是不可观察的。美国思想家要求把观察人的行为作为研究人的准绳。他们否认存在什么看不见的人性和本质,人被理解为他所做的一切行为的总和。要研究人,就必须观察其行为,于是,人学的对象就被集中在人的行为上。[3]按这种理路,20 世纪初在美国诞生了行为主义的心理学思潮,形成了一些过渡学派,终于在上个世纪70 年代发展为行为经济学。

　　 该学派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 ,1934 - ） 及其合作者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阿莫斯·特维尔斯基（Amos Tversky ,1937 - 1996） 共同发展到顶峰的。他们的代表作有《对小数法则的相信》（1971） 、《主观概率:代表性直观推断法判断》（1972） 、《可获得性:启发性判断的频率与概率》（1973） 、《前景理论:风险下的决策分析》（1979） 、《理性选择与决策框架》（1986） 、《前景理论的进步》（1992） 等。他们的著作侧重用试验心理学的方法研究人的行为,行为经济学由此获得了自己的名称。作为如下要论及的否定了古典经济学所持的经济主体的“完全的理性”之前提的结果,行为经济学认为应以前景理论取代古典经济学坚持的期望效用理论,后者适合于解释理性行为,前者是关于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作出选择的纯描述性理论, [4]更适合描述实际的行为。另外,作为如下要论及的否定了古典经济学所持的经济主体的“完全的自利”之前提的结果,行为经济学认为应以“幸福最大化”取代“财富最大化”作为经济行为的目的论,因为财富仅仅是带来幸福的很小的因素之一,人们从事经济活动还有另外的许多追求, [5]因而财富效用和心理效用是并列的存在。目前的时代似乎属于行为经济学,2001 年,美国经济学会把重要的克拉克奖章授予行为经济学家马修·拉宾（Mathew Rabin） ；2002 年,行为经济学的领袖人物丹尼尔·卡尼曼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阿莫斯·特维尔斯基于1996 年去世,因此无缘诺贝尔经济学奖）。

　　 古典经济学的演绎前提是经济人假设。这一过于绝对的设定很容易成为行为经济学的靶子,因此,行为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围绕对经济人假设及其基础性前提展开。

　　 所谓经济人,是在利己心的推动下进行活动、通过此等活动增进社会福利的人。经济人的概念是19 世纪末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1848 - 1923） 正式提出的,但人们习惯于把经济人假设归因于亚当·斯密于1776 年出版的《国富论》。其中他说:“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6] 此语被认为是经济人假设的理论表述之一。在亚当·斯密之后,经济人假设成为古典经济学的拱心石之一。它奠基于3 个前提:第一,经济主体的完全理性,藉此他们可以明了自己的利益；第二,经济主体的完全意志力,这是经济主体坚持自己利益的必要条件；第三,经济主体的完全自利,以上两个“完全”都是为这个“完全”服务的。

　　 行为经济学派以排炮式的方式对经济人假设发起了攻击。他们通过试验认为,经济人并非现实人,与前者单一的趋利属性相比,后者的属性要丰富得多,因而也更加符合生活现实。行为经济学系统地证明了现实人在上述3 个方面的有限性。

　　 第一,有限的理性。理性是一个含义杂多的词。波斯纳（Richard Posner） 把理性理解为“选择者选择最好的手段实现其目的”的能力。[7]此处的“理性”,应指人正确认识事物并作出正确决断的能力。行为经济学利用认识心理学的成果证明这种理性的有限:人们存在诸多认识偏见或扭曲。它们有框架效应、心理账户、代表性启发、双曲贴现、信念忠诚、确认偏差、可获得性启发、事后聪明偏差、沉没成本谬误、赋予效应等,容分述之:

1. 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 ,又称假确定性效应（Pseudocertainty effect） 。指人们当预期的结果是正的时作风险规避的选择,当结果是负的时作风险寻求的选择,在选择项内容一致的情况下,其选择受描述结果的方式影响的趋向。[8]这一方面的经典例子是“疾病问题”。人们被告知某处流行一种严重的传染病,预计它将威胁600 人的生命,被要求在两个不情愿的结果中选择。在“正框定”中给如下两种选择: （1） 肯定可救活200 人；（2） 有1/ 3 的可能性救活600 人,2/ 3 的可能性一个人也救不活。在“负框定”中给如下两个选择: （3） 400 人将死亡； （4） 有1/ 3 的可能性无人死,2/ 3 的可能性600 人都死亡。实际上, （1） 和（3） , （2） 和（4） 的结果是一样的,但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正框定”中的“（1） ”和“负框定”中的“（4） ”[9]。

2.“心理账户”（ Psychological Account） 。这是1985 年由心理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H.Thaler） 提出的范畴,指主体都有明确或潜在的心理账户系统。在作经济决策时,这种心理账户系统常常遵循一种与经济学的运算规则相矛盾的潜在心理运算规则,其心理计账方式与经济学或数学的运算方式都不同,因此经常以非预期的方式影响着决策。例如,一对夫妻外出旅游时钓到了好几条大马哈鱼,这些鱼在空运途中丢失了,航空公司赔了他们300 美元,他们用这笔钱在一家豪华饭店“暴搓”了一顿,花了225 美元。他们以前从未在饭店花过这么多钱。但如果换一种情况,这对夫妻得到的是他们各自一年的工资增加额150 美元,这么奢侈的饭局就不会发生了。尽管航空公司的赔偿额和工资增加额是一样的数目。之所以发生上述结果,是因为金钱没有受到一般的对待,而根据不同来源受不同对待。一个是“来得容易去得快”,另一个是“善财难舍”[10]。

3. 代表性直观推断法启发（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 。是人们在形成判断的过程中常常会受到事物的典型特征的影响的趋向。例如,我们看到某个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往往会认为他是乞丐；我们看到某个人衣衫华丽、举止优雅,会判断他是有修养、有学识之人。而这种以貌取人的判断不见得正确。[11]

4. 双曲贴现（Hyperbolic discounting） 。即人们在小的盈利相对于大的盈利来得快的情况下会偏好小的盈利,在大小盈利的实现时间都很长且两个时间相近的情况下,人们又会偏好大的盈利的趋向,如此,人们对两件选择项的具体偏好沿着时间维度共同向前推移,然后发生逆转。例如,在今天得到50 美元与1 年后得到100 美元间选择,多数人会选择50 美元,但如果选择项是5 年后的50 美元和6 年后的100 美元,多数人会选择100 美元,而且,如果选择项是今天的50 美元和明天的100 美元,多数人又会选择100 美元。

5. 现状偏差（Status quo bias） 。即人们采取的“一动不如一静”的心理定势。

6.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 。即人们宁愿不要有所得也不要有所失的趋向。损失厌恶是沉没成本效应的基础。

7. 可获得性启发（Availability heuristic） 。指人们在形成认识的过程中往往会根据可记忆的、明显的和常见的例子和证据为判断,即使在他们拥有有关信息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例如,人们对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安全程度的判断往往依赖于他们个人所知道的信息或者最熟悉的有关安全方面的资料。[12]这种“启发”导致轶事驱动（Anecdote - driven） 行为,即已发生了的、引起了人的注意的事件导致了解决,这些事件往往并非最需要解决的事件。[13]中国的类似表达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8. 事后聪明偏差（Hindsight bias） 。指拥有某事件最终结果知识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了解该事件的变化情况,在该事情发生以后,他们往往会夸大自己的信念,说这早就在他们的预料之中的趋向。[14]

9. 沉没成本谬误（Sunk cost fallacy） 。即在决策时不考虑决策事项在当时当日的情景,而是考虑为了已在此等事项上投入的成本的心理定势。沉没成本是已经发生不能回复的成本,它是与可变成本相对立的概念。可变成本是会根据提出的行为路径改变的成本。在微观经济学中,只有可变成本对决策有意义。如果让沉没成本影响决策,则不能仅就方案本身的价值对其进行评估,从而走向非理性。[15]例如,我已花40 元买了一张陈凯歌的电影《无极》的票,第二天听人说此片奇臭无比,在不能退票的前提下,我有两个选择:第一,舍不得40 元的票价去忍受这部电影的煎熬；第二,放弃这40 元去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如果我作第一个选择,我就陷入了沉没成本谬误。又如,我们经常舍不得扔掉过期的或轻微变质的食品,因为我们已就它们花费了金钱,但吃了它们往往适得其反。由于它经常导致因小失大,所以又叫作因小失大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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