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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关键的是，在我看来，不是什么样的行政指导都要借助补偿的说服助力。只有对于哪些对工商管理具有重大公共利益的行政目标，必须说服企业服从，配合实施，才有必要通过补偿，与企业共担风险。所以，要把虚化的、形式意义的补偿作实，一个有效的、可供考虑的执行方式就是，必要时，与企业签订具有补偿内容的行政契约，详细约定补偿的标准与条件。
六、 结束语
无庸讳言，中国行政指导理论受到了日本模式的强烈影响。“泉州模式”的具体形态、表现机理与运行模式却足以表明，实践之中的行政指导已经逐渐与日本行政指导挥手道别、分道扬镳，具有了越来越鲜明的中国特色。日本行政指导多半是经济性或者行业性规制的行政指导，有时甚至很难与行政命令（决定）相区别。但在“泉州模式”中，既便是规制型的行政指导，却表现出浓烈的服务色彩，“送法下乡”（借用苏力的一个书名）、“送法到企业”，像对华山彩印公司的规范经营的指导，主要是劝导其建立健全商标标识业务审核制度、登记建档制度、商标标识出入库制度、废次商标标识销毁制度等。因此，在我看来，“泉州模式”固然代表着政府规制的发展与转换方向，其经验值得总结，但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摸索、发展与形成中国式的行政指导制度与理论。
如果我们循着合法预期的视角去考察，会很令人吃惊的发现，在“泉州模式”中同时并存着制度形式上的缺失和实质上的回应。合法预期作为一种制度，“泉州模式”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甚至这个概念对于泉州实践者都是陌生的，也根本谈不上有针对性的制度设计。但是，另一方面，在“泉州模式”的实际运行中，通过其他的方式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解决了政府诚信和合法预期的保护问题。“泉州模式”中几乎不见行政指导纠纷，包括因政府诚信问题而引起的行政纠纷，这个现象本身就很值得我们深思。
这或许在我国的行政实践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合法预期的保护上，我们不能只注重那些传来的概念、观念，也不要仅仅拘泥于外来的那些保护方式，切不可“妄自菲薄”，忽视本土的实践。我们要积极总结我们蕴涵在实践之中的智慧与做法，努力上升到理论层面。另一方面，上述“泉州模式”的实践无意识，也的确反映出我们实践认识与制度建设的某种盲区，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指导，实现外来的合法预期在理念与制度上的本土化“嫁接”与移植，创新出中国式的合法预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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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文对“泉州模式”的研究，主要依据的实践文本是，泉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编：《行政指导：行政管理创新的共赢之路——泉州工商行政指导实践》（2007年7月）；《泉州工商行政指导实践》（四册）（2006年5月、2007年7月）；《推行行政指导服务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高峰论坛》（上、中、下册）（2007年7月）。
[3] 参见，“转变职能、创新管理——福建省泉州市工商系统推行行政指导工作纪实”，载于《法制日报》2007年7月12日。
[4] Cf. Michael K. Young,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Governmentally Encouraged Consensual Dispute Resolution in Japan”(1984) Columbia Law Review 946.
[5] Michael K. Young所说的“偏见”，主要表现为“厚此轻彼”，对个别企业给予过多的、甚至是无微不至的指导，引起别的企业的异议，认为违反平等对待要求。而不包括我们泛泛理解的，因为缺少诚信，利用信息不对称、不透明而发生的问题。
[6] Cf. Michael K. Young,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Governmentally Encouraged Consensual Dispute Resolution in Japan”(1984) Columbia Law Review 959.
[7] 英国也有一个类似的、很重要的判例，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arte Kahn案，其判决却令人击节。该案中原告和他的妻子都定居在英国，想收养一个巴基斯坦的孩子。他去有关部门咨询时，对方给了他一个内政部的通知，里面很清楚地规定：对于想要收养、但又无权进入英国的孩子，在例外的情况下，如果满足某些条件，内政大臣也可以行使裁量权，作出有利于该孩子的决定。原告和他妻子就按照上述条件办了，并以为内政大臣会像他们所预期的那样作出决定。但是，内政大臣却以另外完全不同的条件为由拒绝批准该儿童入境。Cf. Alastair R. Mowbray,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and Judicial Review”(1985) Public Law. Cf. C. F. Forsyth, “The Provenance and Protection of Legitimate Expectations”(1988) Cambridge Law Journal 247～248. 该案是普通法国家中探讨实质合法预期（substantive legitimate expectation）的一个经典案例，认为对当事人只提供传统的程序性保障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考虑实质性保护问题。参见，余凌云：“行政法上合法预期之保护”，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8] Cf. Michael K. Young,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Governmentally Encouraged Consensual Dispute Resolution in Japan”(1984) Columbia Law Review 950－953.
[9] Cf. Michael K. Young,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Governmentally Encouraged Consensual Dispute Resolution in Japan”(1984) Columbia Law Review 951.
[10] 在我看来，可以考虑建立多元化的裁决机制。比如，在工商局内部建立类似Ombudsman的解决纠纷机制，或许更契合“泉州模式”。也就是，在工商局法制处设置若干协调员，由有实践经验的执法人员担任。企业如果不接受工商所的指导，又顾虑会因此与工商所处不好关系，可以联系协调员。后者如果认为工商所的行政指导有问题，可以出面进行协调。
[11] 参见，莫于川、郑宁：“泉州经验的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创新意义——福建泉州工商行政机关推行行政指导的调研报告”，收入《行政指导：行政管理创新的共赢之路——泉州工商行政指导实践》（泉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编，2007年7月），第37页。
[12] 参见，甘文：《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之评论 — 理由、观点与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6页。
[13] 参见，刘宗德：“试论日本之行政指导”，载于（台湾）《政大法学评论》第40期（1989年12月）。
[14] 在行政指导中引入信息披露，让规制由“软”变“硬”，这也是我非常想向泉州工商局推荐的担保方式。
[15] 参见，纪振清：“日本行政指导之机能与判例趋向”，载于（台湾）《法律评论》第60卷第11、12期合刊。
[16] Cf. Michael K. Young,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Governmentally Encouraged Consensual Dispute Resolution in Japan”(1984) Columbia Law Review 954.
[17] 参见，刘宗德：“试论日本之行政指导”，载于（台湾）《政大法学评论》第40期（1989年12月）。又见，莫于川：《行政指导论纲 — 非权力行政方式及其法治问题研究》，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
[18] Cf. Michael K. Young,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Governmentally Encouraged Consensual Dispute Resolution in Japan”(1984) Columbia Law Review 958.
[19] 参见，包万超：“转型发展中的中国行政指导研究”，载于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0] Cf. Michael K. Young,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21] 参见，余凌云：“行政法上合法预期之保护”，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22] 参见，刘宗德：“试论日本之行政指导”，载于（台湾）《政大法学评论》第40期（1989年12月）。纪振清：“日本行政指导之机能与判例趋向”，载于（台湾）《法律评论》第60卷第11、12期合刊。
[23] Cf. Michael K. Young,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Governmentally Encouraged Consensual Dispute Resolution in Japan”(1984) Columbia Law Review 964,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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