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和中国行政改革(1)网

内容提要：加入WTO为中国行政改革带来了空前的压力与动力，WTO规则为中国行政改革提供了限制性的规范和阶段性的目标模式，其他WTO成员应对WTO挑战进行行政改革的成功经验为中国行政改革提供了范例和参照，为中国的行政改革规定了一条相对低成本高效率的变革之路。

关键词：WTO规则 行政改革 中国政府

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加快了真正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面临着最大的挑战已经为世人所认同，同时人们也认识到加入WTO也给中国带来诸多的机遇，我认为加入WTO所带给中国政府的机遇与挑战对中国的行政改革影响重大。

一、 加入WTO为中国的行政改革提供了压力和动力

按照行政生态学的观点，随着经济社会生活的变迁，行政体系必须随之变迁以适应经济社会生活的需要，同时行政体系的改革也会导引经济社会生活的变化发展。在现代社会更加强调行政体系对经济社会生活的超前回应性和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导引。

中国的行政改革长期以来都是立足于对经济社会的回应的基础上的，历次行政改革都是由于财政的紧张和经济改革的需要的而引发的，而加入WTO后中国的行政改革由对经济改革的回应性模式开始向行政改革导引经济社会变迁的模式，也就是说以前是经济改革引发行政改革，而这次变成了行政改革导引经济改革，而这次行政改革又是中国入世引发的，也可以说这次是以开放促改革。

1、加入WTO给中国政府的压力：承担WTO成员义务，履行WTO协议必须进行行政改革

WTO规则是建立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间协议基础上的多边贸易协议，中国既然加入了WTO就要履行协议，履行协议就必须进行行政改革，因为WTO的这套规则主要是规范政府如何对对经济贸易进行管制的，主要是规范约束政府行为的规则。而我国目前政府的行为与WTO规则所要求的政府行为还相距甚远，比如对于WTO规则所要求的行政透明度我国各级政府还做的远远不够，从政府的机构设置、人员安排、职责权限划分到权力的运行的规则与方式及行政程序都处于一种半神秘的氛围之中，各级政府面对的普通公众对之都知之甚少，以致于在现实中出现了专门代理企业从事政府公关中介组织。关于政务公开我们的政府提了好多年，但很多仍局限在“村务公开”、“厂务公开”等所谓的公开上，这些“公开”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政务的公开，我们真正的政务公开也不过都局限于乡镇的所谓的公开上。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公报（2002年1月25日）中还强调“全国县级机关都要实行政务公开，有条件的地（市）级政权机关也要推行政务公开”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目前的政务公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再比如对于WTO规则所要求的政策统一原则我国各级政府做的更差，到处都有什么享受特殊优惠政策的所谓“开发区”，各地都有对付上级政策的对策，土政策与地方保护主义盛行。针对这些违背WTO规则要求的政府行为，中国政府必须进行改革以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而且必须在给定的时间期限内改革完成，否则就要遭到WTO规则的惩罚与制裁。

2、加入WTO给中国政府的动力：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优势地位必须进行行政改革

加入WTO，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中国取得了与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平等的贸易权益，中国在更深的程度上融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中，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由于各国的起点不同，自然会导致弱者更弱，强者更强的现象。中国加入了WTO面临着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竞争，一方面中国与其他WTO成员拥有了平等的权利，拥有了相对平等的竞争平台，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经济起步较晚与WTO发达国家成员具有较大的差距，中国政府只有借助这次加入世贸组织获得了平等权益的契机迎头赶超，才能在全球化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

要在全球竞争中迎头赶超，必须更多的吸引外资外商的进入，而外资外商的进入主要看你投资环境的优劣，而投资环境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又是与政府的行为密切相关的，可以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都是由政府主导营造的。试想在一个连开一家餐馆就得花几个月时间跑无数个部门，敲上百颗公章的投资环境下，有选择自由的，追逐最大利益的外资与外商怎么会光顾呢？中国政府要想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赢得相对的优势地位必须下大力气改善投资环境，而改善投资环境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就是改善政府行为，进行行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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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改革的路径主要有：机构改革、目标再设计（职能转变）、流程再造、权力再分配、制度创新、运作机制重构、主体重塑（文化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的重塑）等。中国加入WTO为中国的行政改革提供了目标模式与参照路径。

1、加入WTO为中国行政改革职能的转变提供了目标模式，为机构改革提供了参照的路径。我们在行政改革中提出职能转变已经许多年了，但职能的转变仍然不理想，这其中在92年前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不是太明确导致我们的政府职能的转变方向不明确，而在92年后我们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按说我们的政府职能转变有了明确的方向，但是由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到底这样的一种市场经济体制对于政府职能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我们无法获知也无从参照，只有在改革中试错。当前中国行政体系处于社会转型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建过程中，当前中国没有成熟的市民社会，没有政治行政相对二分的过程，行政体系在当前社会中的角色极难定位，相应职能也会模糊不清，我们当前的改革中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依职能定机构，谁定职能？谁能合理界定职能？如果是法定职能，法定职能能做到吗？那么这种界定合理吗？其结果将是对行政效率、行政责任、行政目标的贡献还是阻碍？现实的改革状况是行政机构自定职能、机构和编制，由于行政机构和人员的自然的经济人倾向，这种对职能界定的合理性程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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