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与立法(1)网(2)

和谐社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包括经济和谐、区域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等多方面的内容。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利益和谐的社会，即地区之间的利益、强弱群体之间的利益、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市民与农民的利益、今代人与后代人的利益能够得到协调，能够互惠互利，达致双赢。所谓“双赢”，其实就是双方互谅互让，双方在某种程度上都进行让步，最终才使双方都有所得利。如果是只有一方赢利，而另一方完全让步，或者全输，就不可能实现“双赢”。我国目前人均收入正处于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间，根据国际经验，这是一国发展的最好的黄金时期，也是社会发展容易失衡、造成社会动荡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但是同时地区之间、贫富之间的差距也正在拉大，并非所有人都享受到改革和建设的成果。我们的基尼系数1994年就已经上升到
0.445(收入差距偏大)。2000年已经达到0.458。而据一些民间机构的调查测算甚至认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590，即接近了警戒线的水平。[4]社会不平衡、不和谐的因素正在增加，如何减少或消除不和谐因素成为我们必须重视的课题，正因为因此，政府才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在整个法治过程中，立法处于“前导”的地位，因此立法公正和公平对整个社会利益的平衡、和谐社会的建设居于重要地位。公正的利益平衡首先要解决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在以前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奉行公共利益压倒个人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个人人权保障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这种观念已经过时。我们应当重新检视利益观念，树立新的立法理念。我们应当尊重各种利益，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公共利益并非必然高于个人利益，而是应当根据比例原则，即不论公共利益还是个人利益，牺牲或者让步的应当是其中损失较小损失的利益，并且在有对个人权益牺牲较小的方式和手段同样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选择对公民权益牺牲较大的方式，当公权力为了公共利益牺牲了公民权益的情况下，应当给予受损害的公民适当的或完全的补偿。行政机关绝不能以“公共利益”为名剥夺农民的土地，从而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

    立法应当平等的对待所有人，但是对待弱势群体应当采取特别的关注，应当给所有人提供平等机会，也就是说对于弱者来说，应当有同等地争取进步的机会。“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①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②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也就是说：“虽然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无法做到平等，但它必须合乎每个人的利益，同时，权力地位和领导性职务也必须是所有人都能进入的。”[5]绝不能使社会机会和利益这样分配：弱者更弱，强者愈强。虽然劫富济贫未必都符合正义，但是，劫贫济富却是最大的不正义。立法应当切实促进穷人的子弟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应当明确政府加大教育投入和扶贫的责任。应当从根源上防止和制裁教育乱收费。据调查，教育乱收费的根子在于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有些地方的代课教师收入每月今30元。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是构建公平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因此，立法决不能认为制造社会的不平等，例如，剥夺公民的迁徙自由，将国民划分为市民和农民，并且筑起一道难以逾越的“铁篱笆”。立法也不能也“加快发展”为名，强行以公权力参与私法领域，一方面强制剥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另一方面让开发商获取暴利。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都应当遵守法律保留原则，对于行政机关来说应当力戒越权立法，对于立法机关来说，应当避免立法懈怠，立法机关应当负起应尽的立法职责，不能将事关公民生存的财产权的立法事项委托给行政机关立法，或者对不公正或者违宪的行政立法视而不见，懈于履行自己的宪法监督的责任。只有立法机关正确履行自己公正立法和法律监督的责任，和谐社会的构建才有可能。

    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立法一定要注重代际公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求人们尊重自然、珍惜生命，把自然界视为朋友，而不是任人驱使的奴隶。不能把自然界看成可以无限提取的原料库和无限容纳的垃圾箱，任意掠夺资源，肆意污染环境。应当走出工业文明观，树立生态文明观，树立正确的自然观、技术观，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国家乃至人类的共同目标。和谐社会的发展观应当是可持续发展观，不仅考虑今代人的发展，而且考虑后代人的发展，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既要满足今代人类的发展，又要为后代人类的发展留下足够的良好空间。因此，立法不仅要关注当代人之间的公平，而且要注重代际公平。而代际公平的营造又要从今做起，需要当今的立法就要注重保护自然、保护环境，提倡节约能源、节约资源，防止和制裁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的行为。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和谐社会并非一个无矛盾的社会，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利益日趋多元化，新的矛盾将会不断地产生。和谐社会也不是一个矛盾受到强行压制的社会，而是一个建立了公正的、畅通的、和平的、规范的矛盾或纠纷解决机制的社会。对于诸多的矛盾纠纷，不能幻想它们被彻底消灭，永不再生，也不能高度压制，片面强调稳定，而应当建立预防和解决的有效机制，使社会在矛盾不断展开、不断解决之中发展。中国传统社会中也不乏对和谐的追求，但是往往会片面地强调“和为贵”，强调符合统治者愿望的和谐，强调对统治者利益的服从，强调“无讼”。其实，和谐社会根本无法通过这种途径实现，即使出现统治者所谓的“盛世”也只能是昙花一现，不能持久。对于各种社会矛盾的处理方式，向大禹治水一样，不能依赖于“堵”，而应当采取“疏”的方式。高压的方式只能让矛盾越积越多，最终猛然爆发，一发而不可收，造成社会大动荡、大混乱、大破坏。就像水库的大堤，必须修建溢洪渠或泄洪闸，不然一旦洪水泛滥，就会冲跨大堤。我国的历史充分表明靠高压强制或者道德灌输都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只能造就虚假的太平。中国历史上长期的治乱交互，王朝更替，逃脱不了历史的“周期律”，其原因正在于此。而摆脱历史“周期律”不仅需要民主的政治制度，还需要有效的、畅通的、和平的、理性的纠纷解决机制。

和谐社会需要不满的发泄渠道，需要利益的妥协机制。和谐社会必须有言论自由，“有话能够说，有话好好说”。和谐社会应当是每个人都能够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说真话，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的社会，而不是一个要么不能说、不敢说，要么说假话的社会。“村哄乡，乡哄县，全国都哄国务院”的现象应当绝迹。只有言论自由，社会矛盾才可能摆在桌面，才可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当然，言论自由不能等同于诽谤、污蔑，不能侵犯他人的人格权，不能成为宣扬暴力、宣传侵犯人权的邪说的渠道。只有言论自由，才可能形成当权者与平民百姓之间的对话机制，才能表达人民的心声，才能形成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通过自由的辩论、讨论、对话，而不是强者压制弱者，才可能形成不同阶层、不同人群之间的利益协调或妥协机制，社会矛盾才可能通过和平的、法治的渠道解决。

理性地解决社会纠纷或争议的渠道有多种，如协商、调解、仲裁、裁决、复议、诉讼等等，只有这些渠道“路路畅通”，才符合和谐社会的需要。我国已经形成了民间和官方的多种纠纷解决体系，如民间协商、民间调解、仲裁，信访、申诉、行政裁决、行政复议、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等等。这些纠纷解决机制，每天都在解决大量的各类纠纷。但是，这些机制还存在不符合和谐社会要求的缺陷。首先，渠道还不够畅通，尤其是法治化程度高的渠道不够畅通，比如行政复议比信访的门槛高，行政诉讼比行政复议的门槛高。受案范围、费用精力的耗费、时效的限制等等，使得这些渠道存在许多人为的障碍。[6]其次，程序公正性、正当性和安全性不够。媒体揭露的大量案件如“佘祥林”案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司法程序的公正性、透明性不够，犯罪嫌疑人或当事人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律师参与案件的权利、当事人的辩护权受到限制，司法机关的权力行使的监督制约和责任机制还不健全，刑讯逼供、违法裁判、司法腐败等现象还缺乏有效的防控体系。再次，司法独立没有保证。司法机关在人、财、物方面受到其他机关的制约，司法审判受到多重因素的干扰。只有司法独立才能实现司法公正，没有司法独立，司法公正无异于缘木求鱼。需要说明的是，司法独立并非导致司法腐败的原因，各国的实践表明，恰恰是司法独立的国家，司法比较清廉，越是司法不独立的国家，司法越是腐败。

因此，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我们在纠纷解决机制方面做好以下工作：第一，疏通堵塞的纠纷解决渠道，尤其是法治化的渠道，特别注重解决权力与权利冲突的渠道。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时效应当延长，行政诉讼的范围应当拓宽，国家赔偿的范围应当扩大，标准应当提高。尽量减少当事人的负担，方便当事人的权利救济。权力应当受到更加有力的控制，违宪审查制度应当建立起来。第二，提高纠纷解决机制的公正性。行政裁决应当受到限制，程序更加规范。行政复议独立性、司法化应当加强。所有诉讼的透明性都应当增强，律师参与应当更加及时、全面，当事人的程序安全应当有更多的保障，对刑讯逼供、违法裁判、司法腐败的防控和制裁应当到位。第三，司法独立应当加强。司法判决的最终性应当得到尊重，司法机关对所有的法律规范包括行政法规、规章的解释不应当请示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应当摆脱行政机关的控制，司法机关的开支应当有全国人大决定，按照适当的标准有中央统一拨付。执政党与司法机关的关系应当理顺，地方党委不能干预司法，司法系统应当成立相对独立的党的系统，由党中央或者中央政法委统一垂直领导。第四，应当充分发挥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同时加强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法治化。既要发挥传统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又要健全现代社会组织的解决纠纷的机制。在新的时代，尤其要发展公共行政，使社会公共组织充得到分发展，发挥各个公共组织解决相应纠纷的能力。同时，在立法上应当加强对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规范，防止民间解决纠纷机制违法或不公正地运行。第五，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强各种形式的法制教育，包括普法教育，为建立公正的、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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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中国青年报.2005-5-26.

[2] 严存生.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1-32.

[3] 吴家清,杜承铭.论宪法权利价值理念的转型与基本权利的宪法变迁.法学评论.2004,(6), 3.

[4] 包玉娥,曾红路.邓小平理论概论.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 116.汝信等.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三联书店, 北京:2002, 144.王小章.社会分层与社会秩序.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1,(5).

[5]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61.

[6] 姜明安.完善行政救济机制与构建和谐社会.法学,2005,(2),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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