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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及其运行的原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和社会相互渗透，公法私法界限日渐模糊，社会法开始产生。我国学者李景禧早在1936年就指出：“欧美近代的法学，是走向团体法及社会法的途径”[10]。社会法体系的概念，最早形成于20世纪初的德国和奥地利，以1919年《魏玛宪法》为主要标志。它是指为了实现社会政策而制定的诸如劳动法、消费者保护法和住宅法等所构成的，可以与公法和私法排列到一起的第三大法律体系。在英国，类似的法律被称为“社会安全法”；在美国，则被称为“社会福利法”；在法国，凡是有关公共秩序或利益、劳动关系以及经济安全保障的法律都被称为社会法，但学者所称的“社会法”主要包括劳动法和社会安全法。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公私法的融合和社会法的产生这个走向，是局势所使然，而不是哪位英明统治者自觉采取的。
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确实带来了社会的繁荣和进步，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也随之出现，如贫富差距扩大、“三农”、东西部差距、上访、下岗、民工、贫困儿童失学等等问题，对社会的安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私法形式上的平等带来的实质上的不平等日益突出，迫切需要实质正义的补救。这样，劳动法、社会保障法凸现其重要性；出于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社会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法也相继出现。经济法作为一个国家宏观调控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律，更是当代市场经济的不可或缺的伴侣。同样，私法中的平等、协商原则也被广泛应用于公法中，如行政法中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这种趋势也就导致了社会法的产生，其根本原因是现代尤其当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社会法的产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政治国家只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它不可能永久存在下去，随着社会的更大发展，国家将慢慢地失去现实性和合理性，最终要走向消亡。国家的消亡，不是国家的政治原则取代了社会的原则，而是国家的政治原则符合社会的需要，是国家向社会的回归，实现二者真实的统一。马克思认为，这个统一就是“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就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2]（P377，413），国家和社会由合到分，由分到更高层次上的合。总体方向是朝着国家逐渐融入社会，社会自治的不断扩大，最后的目标就是“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大同世界。公法和私法的融合，社会法的形成，突破了公私法划分的固有界限，意味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推进。
我们的基本结论是：宪法是根本法，高于公法和私法。现代社会是国家和社会二元互动的社会。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产生了市民法（私法）和公民法（公法）。政治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异化，公民是市民的异化。市民法和公民法运行到一定程度，就需要社会法的产生。从人权角度讲，市民法是人的自我肯定；公民法是人的异化（否定），社会法则是否定之否定，越来越多地体现“人的类本质”，使人与人之间由形式平等转化为实质平等。社会法应是社会主义的自觉选择，是国家与法走向消亡之途径的基本规则形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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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 王新生．市民社会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
[5]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6] 韩强．程序民主论[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2.
[7] 列宁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8]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9] 郝铁川．构建和谐本位的法治社会[J].学习与探索，2005，（1）.
[10] 李景禧．社会法的基础观念[J].法学杂志，19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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