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西方权利观念差异之原因(2)
2016-12-22 01:21
导读：而随着工业革命的进一步深入，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整个社会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一个自由市场，而且是一个买方市场，公民
而随着工业革命的进一步深入，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整个社会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一个自由市场，而且是一个买方市场，公民能够自由地挑选国家领导人。[1]”西方世界的权利观念也不断地更新、发展，以趋完美。时至今日，无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西方世界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个人所梦想的世界——“在那里主权者和人民有唯一的共同利益，政治机构的一切活动，永远都是为了共同的幸福[2]”。
正当西方的工业革命轰轰烈烈进行的时候，中国的小农经济却走上了顶峰。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自我封闭性，统治者牢牢地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之上，并推行一系列具有欺骗性的剥削政策，当然更多的是赤裸裸地压榨。由于长期被土地所束缚，农民形成了一种“逆来顺受”的带有浓重土地色彩的性格，而其权利观念也自然地停留在“生存”。尽管近代以来，中国的权利观念有了进步，但相对于西方一日千里的发展，其徘徊式的前进又显得太微不足道了。
二、任何一种社会意识的演进都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由经济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社会意识实质是个人意识的集合体，它是众多的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意念的组合。而个人意识的产生，尤其是众多趋同的个人意识的产生必定不是巧合。个人必为社会中的人，一个人的成长也必为社会的种种所，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之中，社会文化无疑是关键。故此，作为社会意识范畴的权利观念，其产生和发展必有其相应的文化背景。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封闭的文化。而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成为了主流的社会意识。尽管其在很多方面有其独特的积极意义，尤其是社会风尚；但无论是“三纲”，还是“五常”，我们都不难看出其一个潜在的东西，就是它们无疑全都是规定了你“应该怎么做”，而非你“有权怎么做”。当然，以上的仅为儒家的正统之言，而一家之言却固封了整个社会意识。当人们不愿面对现实而不得不借助宗教力量时，道、佛二教的无为思想、求仙之念、轮回之说、因果报应完全使广大百姓遁入了一个虚拟而又满足的空间。自然，百姓毫无异议，其朦胧的权利意识也悄然地被扼杀在“天堂”，一切微弱的权利观念也只有期待“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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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社会的文化基础，自然有其稳定性，尤其是在当大众都麻木地接受之后，任何一支力量都难以将之撼动。当然，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乏有为“权利”而斗争的农民暴动，但那让人砰然心动的呐喊重复地止步于“生存”，对更高层的发展权，他们只能仰视，而政治权利仿佛成为了一个禁区，他们自然不敢越雷池一步。纵然有朱元璋、李自成等另类，但他们也只不过是沿着前人的足迹前行罢了，而广大百姓更是不敢有任何对“自然权利”之外的奢望。
没有阵痛就没有发展，而阵痛就意味着鲜血。在世界几千年的历史中，毫无例外地验证了一个经典的道理：任何一种社会意识的发展，必须经过社会文化的阵痛。笔者在前面便提出中国文化的传播尤其是传承明显地优于西方文化，其传承之完整乃世所罕见——显然其并未经过实质的阵痛。一种发展就意味着一种叛逆，其文化传承得越好，保存得越完整，则其文化发展的阻力就越大。而当一个社会的文化基础徘徊不前时，要其权利观念有长足的进步，难度可想而知。
西方文化的明显地具有间断性。一些文明古国的文化伴随其国家的衰亡几乎消失，留下来的也仅是一些散见的故事和徜徉于理想的学说。随着罗马文化的崛起，基督教的传播，西方文化才勉强地有所发展。但国邦林立和种族差异的现状使罗马文化在传播之始步履微艰。基督教地进一步传播使教会与其所在地的王权势力出现了矛盾，其权利之争加剧了文化内部的演变，直至后来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
从整体上看，西方文化存在一个阵痛的之中。文化的阵痛，的急剧变革使其公民在对教会与王权均无可依附的情况下不得不更多地关注自我斗争的生存、发展权利的取得，更多地强调自我个性的追求与发展，这显然与强调“家庭、国家、民族”的式价值思维不同。“如果一个社会文化潜在地倾向于个人的应有或不可侵犯的利益、资格、能力或主张，即人的‘权利’所显示出的人的尊严和价值，并认为其能改进人的社会结合方式，增进社会的和谐，这种社会文化便会主张个人权利；反之，如果一个社会文化潜在地过度强调群体权利而抑制个人权利，那么个人主张权利便会被认为是有损于群体权利而受到贬损。[3]”这完全印证了中西方权利观念之差异的文化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