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无权处分(3)
2017-03-03 01:12
导读：（2）关于完全有效说 在论述这一点时，王转引medicus的话，认为通过物权行为制度而使债权合同有效，其主要目的“应在于促进法律交易的定位安全。谁想
（2）关于完全有效说
在论述这一点时，王转引medicus的话，认为通过物权行为制度而使债权合同有效，其主要目的“应在于促进法律交易的定位安全。谁想要取得某项通常可以让与的权利，谁就应当可以直接信赖不得以法律行为排除权利的可让与性这一事实”所以王认为在德国民法理论上物权行为理论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为“因为该理论将民事行为区分为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将现实生活中某个简单的交易关系，人为地虚设分解为三个相互独立的关系，使明晰的物权变动关系极端复杂化”，二是“我国的传统以及现实中法官的整体素质的限制等都不可能接受繁琐复杂的物权行为理论”进而认为“我们不能仅仅因为结实个别制度的需要而采取物权行为理论并对现行的物权法和合同法制度作出重大的改变”，在此基础之上对建议引入物权行为理论来解释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观点评议，认为虽然法律应当着重保护相对人的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通过违约责任制度来维护相对人的利益。然后王一方面从相对人的主观心态为非善意或无偿接受无权处分财产时，认为通过使合同有效的来保护相对人显然是不必要的，另外如果相对人对此种情况有所了解甚至与处分人恶意通谋，所以如果认定合同一概有效不仅漠视了所有人的意志和利益，而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交易的秩序；而另一方面即使权利人拒绝追认，合同被宣告无效后也并没有完全免除无权处分人的责任，相对人仍可以基于缔约过失等责任提出请求。但是王同时又不得不承认，其得到的赔偿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从而造成了其论证中的第一个矛盾，即为了平衡学说难以在保护相对人的利益与否认物权行为理论中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而另一个矛盾则在于，王在本部分的一开始就提出了“完全有效说”是建立在物权行为理论之上的，而他在其后的论证也是围绕着这一点而展开的。但是后来他又认为“合同有效并不一定需要通过物权行为理论加以解释”，在此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已经承认“合同有效并不一定需要通过物权行为理论加以解释”，那么为什么还要以“完全有效说”是建立在物权行为理论之上的为论证前提？或者说，完全有效说是否真的如他所言一定要建立在物权行为的理论上方可，或说物权行为理论是否是达成有效说的唯一路径？如果不承认/通过物权行为是否还可以通过其他路径来达到同一目的，即认为《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情形应属“有效说”？
在本文作者看来，应当存在其他的路径，即此前提及的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而要论证这一问题必须要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是为什么它可以解决问题，其二是选择该种模式而非物权行为理论有何优势，或说它克服了那些弊病以及如何克服了物权行为理论所带来的问题。前者的解决在于由于不承认交付或登记中有一个单独的物权合意，只把交付看作是债权合同的特别成立要件，认为债权合同就是所有权移转的内在动力和根本原因。所以它可以使合同发生效力进而解决问题。在采用了此种观点后可以看出上面矛盾之一中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可以明确适用关于违约责任的规定而不会为了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而采用对相对人保护不力的缔约过失责任，况且连王本人都承认如果适用缔约过失责任的话，买受人“其得到的赔偿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那么为什么还要把论证的前提建筑在物权行为理论上呢？
下面论证一下第二个问题。首先，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仅仅将债权意思和交付或登记行为的结合作为物权变动的发生根据，而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从而避免了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下承认物权行为理论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其次，将交付和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实现了物权变动对内关系和对外关系的统一，有效地克服了在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之下将交付和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所存在的弊端。再次，从各国立法例来看，如《奥地利民法典》和《韩国民法典》的规定，都已经采用了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并受到良好的效果。最后，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现在也是采取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法官已经习惯于此种思考方式，如果强行转换则成本过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