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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理义务——兼论完善我国公司立法中的经理(6)

2017-08-04 01:14
3、不得策反公司员工、高级职员的义务。
该义务是指经理对公司负有不得在其离职时或离职后以各种手段引诱公司的员工、高级职员离开公司的义务。人力资源是公司主要的无形财产，是公司正常运行的劳动力要素，尤其是高级职员，是公司营运的管理要素，是公司生存的关键。在任职期间内，从属于其人身的人力资源的调配权归属于公司，如果经理离职利用其在公司的职务影响策反公司员工、高级职员，势必会使公司的物质资本因失去人力资本的支撑而难以产生预期的效益，客观上损害了公司、股东利益，因此立法上必须对离职经理的此项义务进行规制。

4、不得使用离职前所埋伏的商业机会的义务。
该义务是经理在职不得篡夺公司商业机会的义务的延续，指经理离职后负有不得使用离职前所埋伏的商业机会的义务。鉴于经理多重职能性质的地位的特殊性，考虑经理离职后可能为了自身利益，将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故意隐瞒,在其离职后以利用，因此立法上应予以规制。
5、不得与公司从事特定财产交易的义务。
是指经理不得在其离职后利用其在职期间内所创造的条件和机会为自身利益而与公司从事交易及不得为与公司从事交易而离职的义务。
如果不对经理离职后与公司间的财产交易做出某种限制，很有可能导致在职经理为了自身利益去为其离职后的交易创造条件或干脆为规避利益抵制交易的规制而辞职，与公司从事有利可图的交易，对经理的忠实义务的履行势必不利，因此，公司法应明确限制离职经理与公司间的财产交易。
四、对我国公司经理义务立法评价及立法建议
我国对经理义务的规范性文件主要体现在《公司法》及1994年针对上市公司颁布的《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中，十分有限，范围过于狭小，具体义务类型区分不明确，经理的绝大多数义务公司法都没有予以规制。我国公司立法上关于经理义务缺陷主要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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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条文过于简单，义务范围太小。在公司法中只有四个条文来规制经理义务，如公司法第59条、第60条、第61条、第62条，而且这四个条文规定的经理义务的范围太狭小，仅限于：①忠实义务（见公司法第59条第1款）。②不得利用职权接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的义务。③不得侵占公司财产的义务[②、③ 见公司法第59条第2款]。④不得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他人的义务（见公司法第60条第1款）。⑤不得将公司资产以个人名义或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帐户存储的义务（见公司第60条第 2款）。⑥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义务（见第60条第3款）。⑦竞业禁止义务（见公司法第61条）。⑧避免与公司利益冲突交易的义务（见公司法第61条第2款）。⑨保密义务 (见公司法第62条)。上述9个义务①—⑧属于经理在职义务的忠实义务范畴；⑨是经理在职义务的一种。上述九种义务并没有全部涵盖经理在职义务内容。
2、没有对经理的忠实义务作全部的规制，缺乏对①诚信义务、②披露、报告义务、③不得利用公司机会谋取私利的义务、④不得以不正当手段劝诱同事、高级职员脱离公司的义务、⑤不得诱使公司的客户转向他人交易的义务、⑥不得擅自处理公司财产的义务等的立法。这些义务在我国公司立法上处于空白。
3、没有规制经理的注意义务，这是我国公司立法上一大缺陷。对经理在职的注意义务至今认识不足，同时也没有规范经理在职的签名盖章义务、义务及不得滥用职权或不得越权行为的义务。
4、在立法上没有区分经理在职义务、离职义务，也缺乏对经理离职义务作出界定；对经理离职后的保密义务、竞业禁止后契约义务、不得策反公司员工的义务、不得使用所埋伏的商业机会的义务、不得与公司从事特定财产交易的义务等在立法上没有作出任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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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境外上市公司经理离职的义务规制范围太小，法律效力层次太低，仅在1994年《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中对经理离任义务作出了零星规定，其第118条规定：“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所负的诚信义务不一定因其任期结束而终止，其对公司商业秘密保密的义务在其任期结束后仍有效。其他义务的持续期间应当根据公平的原则决定，取决于事件发生时与离任之间时间的长短，以及与公司在何种情况和条件下结束。”但该规定目前只是证监会发布的文件，尚不是国家法律，效力层次太低，且仅是针对境外上市公司，适用范围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