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与犯罪构成之若干基础题目——以马克思(2)
2017-10-16 01:14
导读：二、关于犯罪构成及其相关题目的理解 （一）犯罪与犯罪构成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犯罪不是为所欲为地产生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
二、关于犯罪构成及其相关题目的理解 （一）犯罪与犯罪构成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犯罪不是为所欲为地产生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在没有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必须相互协助、彼此联合，才能对抗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是共同的，相互之间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没有军队、宪兵和***，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真个、很少应用的手段；我们本日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式，而带有文明的一切好处与弊害。”[5]（P111） “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为所欲为的产生的。相反地，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同样也就是那些把法和法律看做是某种独立安闲的一般意志的统治的幻想家才会把犯罪看成单纯是对法和法律的破坏。”[4]（P399）由此可见，犯罪和法一样产生于相同的条件，即犯罪是随着私有制的出现与阶级社会的产生而逐渐产生的。它是一种社会现象，是阶级社会本质和主要矛盾的体现。 犯罪这一社会现象，通过刑法典和刑法性法律规范所规定的“条文形态”的犯罪之“现象”，即就产生了犯罪罪名、构成要件及其具体化。这一过程，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复杂犯罪行为的简单化。仅仅基于定罪量刑的需要，用静止的眼光对动态的行为进行人为的抽象与割裂，而架构一个拟制的犯罪行为的抽象结构样态，将无穷多样的形形色色的犯罪行为纳进一个经一定程度回纳后得出的同一结构中，这种“形式主义”地表达犯罪的过程就是犯罪这一社会现象在刑事法律上得到相应体现的过程，即由一种社会现象转化为一种与之相对应的法律现象。而犯罪构成又恰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最为核心的环节和构建刑法学意义上犯罪现象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刘生荣博士以为，“犯罪构成是由法律规定的构成犯罪的规格，由各种要素要件有机结合而成。”[12]（P54）即危害社会的行为一旦具备了法定的规格，体现犯罪概念的三个特征，就构成了犯罪。 首先，犯罪与犯罪构成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由于“犯罪构成是由法律规定的构成犯罪的规格”，[12]（P54）就说明了犯罪是因，犯罪构成是果。二者是对立和同一的关系。然而，恩格斯指出：“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通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4]（P62）因此，犯罪与犯罪构成在超过恩格斯所说的“本来意义”的特定场合下，这一因果联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犯罪构成抽象于犯罪，终极还要应用于对犯罪的治理之中，成为处置犯罪的工具和手段。若犯罪构成功用的正确发挥，达到了刑罚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效果，则对犯罪的天生以及犯罪诸要素也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作用和影响，从这一角度看，犯罪构成又是这种作用和影响的原因，而后者则是犯罪构成相应作用的结果。其次，“犯罪是法律上对某些社会现象的‘类’概念，既体现了社会对这类现象的否定评价，也体现了这类现象的法律后果，而犯罪构成只是社会评价现象时的衡量标准和标准。”[12]（P32）具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由法律确以为犯罪并以此为坐标系，规定出构成这些类型犯罪的各种要件要素，形成法定的衡量标准和衡量标准，就形成了犯罪构成，就此意义上看，二者的关系是一种形式与内容的关系。 （二）犯罪构成体系的整体性反思 1、关于“犯罪构成”概念历史沿革以及相关题目的辨析 前苏联和我国刑法理论和法律范畴意义上的“犯罪构成”，源于大陆法系的构成犯罪理论，但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并没有与之直接对应的概念。因此，我们需要简单回味一下大陆法系犯罪论的发展，以便更加正确地界定“犯罪构成”的含义。犯罪构成相关的“原始”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3世纪，当时的历史文献中出现过Constare de delicti（犯罪的确证）的概念，它是中世纪意大利纠问式诉讼程序中使用的一个诉讼程序意义上的概念。从Constare de delicti一词又引申出Corpus delicti（犯罪事实），这是1581条意大利刑法学家法利斯首先采用的，用以指已被证实的犯罪事实。这个概念传到德国，适用于整个大陆法系普通法时代，其意义是用于证实客观犯罪事实的存在，此时也是诉讼法上的概念。17世纪德国刑法学者克莱茵使用Tatbstand （“构成要件”或“构成事件事实”），该词仍仅具有诉讼法上的意义，后来其由诉讼法的意义演进为实体法的意义，乃是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事。直到十九世纪初，德国著名古典学派代表学者费尔巴哈才明确地把Tatbestand作为刑法上的概念使用。费尔巴哈从罪刑法定主义基本原则出发，要求在确认任何行为是犯罪并对其课以任何刑罚时，都必须根据法律的规定来确定。从这一原则出发，费尔巴哈把刑法原则上关于犯罪成立的条件称之为“构成要件”，并指出：构成要件乃是违法行为中所包含的各个行为的或事实的诸要件的总和。后来，可以概括地说，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历经了从古典派的犯罪构成理论，到新古典派的犯罪构成理论，再到目的主义的犯罪构成理论的演进过程。由于贝林格、麦耶尔、迈兹格、威尔采尔等刑法学家的不断努力地研究和探索，大陆法系的“构成要件”从诉讼法引进实体刑法，从客观结构发展到主观结构，形成一种综合性的构成要件理论，从而也就产生了今天大陆法系独具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即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与有责性的“递进式”犯罪构成体系。前苏联犯罪构成理论是在批判与吸收大陆法系犯罪论基础上，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熟悉论的基本原理，主张把犯罪构成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辩证地同一起来，形成了“耦合式”犯罪构成体系。详言之，犯罪是行为人反对统治关系的一种实践活动。作为一种实践活动，首先是一种客观的活动，其次是一种能动的活动，这正是实践的特点。“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就在于：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4]（P517）因此，犯罪内部结构，实质上就是主客观同一。而这种主客观相同一的结构特征决定了犯罪构成也应该是主客观的同一——其不仅表现在各个要件相同一地整体对犯罪成立与否具有决定意义，还表现在每个要件的存在均以其他要件的存在为条件。换言之，前苏联和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表面上似乎将行为“肢解”为四个要件，即每个要件直接反映和体现了其相对应的行为某一方面的特征和内容，但不能因此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方式，片面地、狭义地、静止地理解为其他要件是不能反映和体现这一要件所要说明的其所对应行为“某一方面”的内容与特征。而恰恰相反，犯罪客体要件、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要件与犯罪主观要件不但直接体现了各自所对应行为“某一方面”的特征与内容，并且间接地反映了其他要件所对应的行为某方面的特征与内容。“也就是说，在理论研究中，我们可以单纯地研究某一要件存在与否，但在现实认定犯罪的过程中，各个要件是一个有机同一体，在同一体中，各要件具有犯罪成立条件的意义，是相对独立的犯罪成立条件，但若缺少其中一个要件，整个同一体就不存在，其他有可能成为构成要件的事项此时也都不具有构成要件的意义。可见，中国的犯罪构成各个要件，在动态的存在中，具有一存俱存，一失俱失的性质，它们不能脱离其他要件而单独存在，由于我国的犯罪成立条件同时也是犯罪构成条件。”[13]（P9）由犯罪构成各要件相互依存的内部结构，导致我国犯罪构成评价方面的特征是综合性的，具有一次性评价的特点，是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与有责任评价的“同一体”。 综上所述，现代刑法中的任何犯罪构成理论都是以主客观相同一为条件的，关键在如何同一。这种同一的形式不同，决定了犯罪构成理论构造上的差别。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呈现的是一种从客观到主观相递进式同一，而前苏联和我国的刑法理论呈现的是一种客观与主观相对应式同一。但是，无论如何同一，犯罪构成既包括客观性要素又包括主观性要素，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2、关于犯罪构成理论熟悉层次的辨析 在重多先容和阐释犯罪构成理论的著作，关于犯罪构成理论中有关术语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和词语用法十分混乱。笔者大致看来，比较赞同肖中华博士有关犯罪构成理论术语的界定与熟悉 。以下笔者将结合自身的理解来阐明与界定犯罪构成理论的相关术语。 （1）犯罪构成要件与其所寓居的方面 在尽大多数刑法学教科书中都在肯定任何犯罪都具有四个共同要件：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与犯罪客体。例如有些教材这样写道，“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都必须具备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这四个共同要件。”“犯罪客体，就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指刑法所规定的、构成犯罪在客观上必须具备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和由这种行为所引起的危害社会的结果。”“犯罪主体，就是指实施了犯罪行为，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人。”“犯罪的主观要件，就是犯罪主体对自己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及其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14]（P65）在上述关于“要件”概念的表述过程中，笔者以为，已经混淆了“要件”与“方面”这两个词语的含义。以致于对这种“‘要件’与‘方面’两词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不加以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