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处罚涉灾犯罪 顺乎事理符合法理律毕

张远煌

法制日报
　　5·124川省汶川大地震造成的巨大灾难性后果令举国悲恸、世界震惊。但就在人们纷纷向灾区伸出援助之手时，也出现了1些违背天理良知的不耻行径。为了切实维护灾区治安、保护灾区人民的利益，中央政法委在5月23日召开的会议上，明确指出要严厉打击盗窃、抢劫、哄抢救灾物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扰乱灾区秩序，以赈灾募捐名义诈骗钱财，散布传播各种谣言、制造社会恐慌等违法犯罪活动。最高人民法院也于5月27日发出了依法从重处罚“七类”涉灾犯罪行为的通知。

　　1、突发性重大自然灾害容易伴生特定类型的犯罪

　　在遭遇诸如5·12汶川大地震这样的突发性重大自然灾害时，由于具备了大量滋生和诱发某些犯罪的特定环境条件，客观上有必要采取适当的高压政策，以稳定和尽快恢复灾区的社会秩序。以1976年唐山大地震为例，震后的社会治安形势1度非常严峻，偷盗、抢劫、诈骗和强奸等犯罪数量达到了震前的3倍左右。就汶川大地震而言，其特点决定了对以财产犯罪为主的1些犯罪的诱发性更为明显。

　　其1，此次地震的惨烈不仅在于导致了大量房屋倒塌，而且人员伤亡惨重。据初步统计，仅北川羌族自治县1519名县级部门和乡镇干部中，死亡达428人，遇难人数接近30%，幸存的干部中80%也不同程度受伤。而原本有144人的北川县公安局，仅幸存47人。这些担负社会管理职责的幸存者们，面对“时间就是生命”的紧迫形势，只能全力投入到搜救被掩埋群众、转移伤病员和安置灾民的工作中，日常的秩序管理活动无法正常开展，这就为1些不法分子趁机实施盗窃、抢劫等犯罪提供了机会。

　　同时，因房屋大面积倒塌、破损，原本处于隐蔽状态的大量财物暴露在外，而受灾群众因死伤或逃离住所，1些不法分子趁机而入。

　　其2，灾情发生后，数量空前的赈灾物资源源不断地进入灾区，震区的相关机构和组织面对大量的捐赠款物，工作量爆炸性增长。有限的人力在面对繁重而紧迫的工作时，必须打破原来的工作状态以提高效率，不规范的操作难以避免；成批的生活物资必须马上分发到灾民手中，这也可能牺牲严格的管理制度。这些非常情形增大了实施涉灾款物职务犯罪的可能性。

　　其3，大地震发生后人们的注意力都投向了灾区，急于援助灾区的同情心容易被1些不法分子所利用，使好心人轻信捐款和求救信息而被骗。

　　其4，来自不同地区和部门的大量救灾人员进入灾区，救灾现场秩序难以有效维护，1些不法分子以救灾或寻找亲人为名混迹其中搜寻财物，客观上也难以被及时识别。

　　因此，灾后犯罪增多的趋势，是与地震所导致的灾区社会生活情境的剧烈变化密切相关的。在政府方面，在全力组织救灾的同时，针对灾区治安形势及时采取严厉打击涉灾犯罪的紧急措施，这对于最大限度地遏止灾后人为的次生灾害是完全必要的。

　　2、从重处罚涉灾犯罪是法理和情理的正当应答

　　针对灾民或者利用灾情实施犯罪，由于具有较平时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无论从法理还是情理上看，予以从重处罚都具有充分的正当性。

　　其1，犯罪总是破坏社会秩序的极端表现形式。但同样的犯罪由于发生的场合以及针对的对象不同，其危害程度有显著差异。以盗窃、抢劫生活必需品为例，在日常情况下主要表现为对财产所有权的侵犯，1般不至于直接危及受害人的生活安定。但在地震灾害发生后，灾民的生活必需品基本依赖赈灾救济，为保证灾民和救灾人员的基本生存需要，只能进行定量分发。如果此时盗窃或哄抢这类物品，就不仅仅是侵犯财产所有权的问题了，而是直接危及灾区人员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以及救灾活动的正常进行，其危害性与正常时期显然不能同日而语。同样，趁灾区人民的惊恐心理编造、传播、散布虚假信息，对社会秩序的扰乱程度自然也非同1般。

　　其2，犯罪本质上就是对社会道德情感的1种最粗暴冒犯，趁灾作乱较之平时自然会激起更强烈的社会愤慨。既然正义是法律的基石，严惩趁灾作乱者正是彰显法律正义、满足人民正当诉求的必要之举。

　　惨烈的大地震使不法分子看到的并不是1部人间惨剧，更不是中华民族的人间大爱，而是惊喜于突然来临的唾手可得的犯罪机会，无疑表现出其十分强烈的反社会心理倾向。相应地，对那些道德情感已经十分麻木、缺乏最低限度社会责任感的犯罪人予以更加严厉地处罚，这既是对人类道德良心的1种特别呼唤，也是法理与情理最完整的契合。

　　3、从重处罚涉灾犯罪也应讲究区别对待

　　毫无疑问，从重处罚涉灾犯罪，作为重大自然灾害时期非常规性的刑事政策选择，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与法理和伦理基础。但对于经历“严打”活动已久的我们，在强调严惩涉灾犯罪的同时，也切不可忘记构建和谐社会语境下依法治罪的要义和天职。严格程序、依法予以作奸犯科者应得的处罚，才是惩恶扬善、维护秩序的唯1正确路径。

　　虽然趁灾为害行径因太不合时宜而显得那样特别地可恶，但涉灾犯罪的具体情形又是十分复杂的。在趁灾作恶者中间，罪该严惩甚至罪该处死者有之，但情节相对较轻或事出有因者也同样存在。同样是盗窃、哄抢救灾物资，有的属于趁火打劫、借灾发财，有的可能是因灾后生活极端困难又未能得到及时救助才为之。因此，从重处罚，1不是对所有涉灾犯罪可以不斟酌严重程度地1味从重，2不是对所有趁灾作乱者都可以不加区别地施以重刑，而是强调对涉灾犯罪的查处态度要更坚决、效率要更高，尽力减少漏网之鱼。同时，对依法应当从重处罚的，应当在法定限度内予以较重的处罚，并且在重的幅度上还可以较平时更大1些。但对不该重罚的，则应避免人为地攀重。这才是依法从重的应有含义。如果像过去那样，只要政策上1强调从重，就忽视区别对待和从轻处罚的可能性，甚至对为政策强调的犯罪行为，1旦发生就倾向于对犯罪人在法定刑幅度内顶格判处，则不仅违背了事理，也不符合法理和情理了。

　　最后要说明的是，汶川地震由于震区分布广泛、地处偏僻，加之交通严重受阻，救援部队进入灾区比较迟缓，使得广大的震区在相当时间内处于无正式社会控制的状态，不少违法犯罪虽实际发生但并未被发现和揭露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我们应当迅速回归到的理性思考上来：在当下，如何进1步做好灾后的犯罪预防工作，使灾区人民能够早日安居乐业；在今后，怎样认真总结已有的经验，完善重大自然灾害时期秩序维护的预案和相关制度规定，尽力实现救灾与秩序重建之间的联动与融合。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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