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野直喜（1868-1947）是“京都支那学”的开创者

狩野直喜（1868-1947）是“京都支那学”的开创者，是日本近代的大儒。概括地说他的学问有如下特点，第一，严密的考证的方法。以弘扬清朝考证学的方法为己任，同时很早就接受西方的实证主义思想，这从下面他在大学开设的讲义的题目就可以见其一斑:《清朝学术》（1908年）、《清朝经学》（1910、1914年）、《清朝》（1912年）、《两汉学术考》（1924年）、《魏晋学术考》（1926年）等。而且他的考证不仅局限于文献的训诂，而且对实地发现的新倾注了热情。如他对敦煌文献的追踪等。第二，广泛的视野。他的中国研究涉及的范围从上古到清代，领域从到制度到文学，且兼通西学，熟稔和法语。对的研究继承了岛田篁村合注疏、义理、考证三者为一的学问精神，而反对仅凭某种纯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学问。（1）第三，经学的立场。狩野所涉猎的领域虽然十分广泛，但是经学的立场非常明确。对文学比如小说、戏剧（《支那文学史》1908年讲、《两汉文学考》1925年讲、《支那小说史》1916年讲、《支那戏曲史》1917年讲）虽然有深入的研究，但认为其价值不能与经书等同。（2）第四，思想上归宗于儒学。王国维称他为一代“儒宗”，在《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一诗中说“君山博士（狩野直喜，号君山——引者）今儒宗，亭亭崛起东海东……”（3）他也自称“儒臣”，多次为天皇讲书，（4）反对霸道，主张德治，祖述之教。本文拟通过论述其孔孟观以窥其思想之一斑。

我们先来看狩野直喜的孔子观（5）。要了解孔子的思想与人格，他认为最可靠的资料是论语。

这里我们略去他对论语的精细的文本考证，仅就其对孔子的思想人格的态度作一简要的论述。

对孔子在儒学史上的地位，他认为“儒教的精髓换一种说法即孔子的教义”（6），这里的“教”当然不是宗教的教，而是教养、教导的教。他特别反对将孔子之教视为一种宗教，以孔子为其教祖而将种种神怪的传说加在孔子身上的某些公羊学者的观点。同时也提醒人们注意儒教以外的庄·列·韩非之徒为驳击儒教而肆意捏造的事实和谗诬材料。如《礼记·檀弓》中“孔子出妻”、“孔子少孤，不知其（父）墓”等不可信之处甚多。他主张读论语一方面要怀着敬意，如古人所言，将自己假定为孔子的门人，接受孔子之教，这样来读将受益更大。如果仅就德性的涵养而论，读论语比五经更为有效。这一点伊藤仁斋先生早就有所区别，认为论语之理高于六经之上。另一方面要“学术解论语”，即对论语和孔子又要有客观的研究者的心态。这种研究也不仅仅是本本主义的本文研究，强调同时要“照之以情理”。这还不够，还需要仔细吟味欣赏其文辞之妙处。正因为这样，他对于当时东京的学者们组织用现代日语汉籍（7）颇有微辞，认为其用心劳苦固然可嘉，然而能否达到目的他表示怀疑。认为论语的文辞气势之妙趣是难以靠翻译来表达的。因此他认为欲通过论语得孔子之教训以接近其人格，毕竟为翻译所不能，必需以原文为依据。狩野直喜对于孔子的认识可以说要比近代日本种种西化论者和保守论者的孔子观（8）更加平实、贴切和公允。他谈自己读论语的感受常用婴儿敲梵钟的比喻。虽是自谦，但就读经典而言，随着读者的阅历器量而收益反响不同，确是如此。另外他说论语所见孔子之言，极富常识性与实践性，谁都可学可教。可是刚有如涉浅濑之感，忽然不觉之中又有陷入千寻深渊之叹。下面以他对孔子的战争观（9）的分析为例来看他的孔子认识。

论语宪问篇曰:“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同一事实左传所述稍异:“孔丘三日斋而请伐齐三。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孙。子辞。退而告人曰。吾以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这是孔子唯一一次热心主张战争。孔子的理想是德治主义和礼乐主义，反对法治主义和武力主义。然而对于作为武力政治的手段的战争，他并不象后来墨子那样主张兼爱非攻、是极端的和平论者。孔子不绝对否认战争，唯不轻言之而已。狩野直喜解释孔子这一次主张战争的理由有三个方面。其一，从理论上说，按春秋之法陈成子乃为弑君之贼，乱臣贼子人可得而诛之。由于当时周室衰微而无力以命诸侯，孔子请伐齐在此意义上乃是正当的。其二，从现实上考虑，不得不比较齐鲁两国的国力。狩野直喜认为即便以伐乱臣贼子的堂而皇之的名义，若伐齐而败北反而使鲁国更加衰弱怎么办？孔子作为鲁国的臣子，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如左传所言“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正因为有此胜算，孔子才以如此秋霜列日之气象主战。在这一点上狩野直喜极力批判宋儒否认左传之言，对程子所谓“至于所以胜齐者。孔子之余事也。岂计鲁人之众寡哉。”“诚若此言。是以力不以义也。”等纯粹以动机立论而不顾现实成败的论调给予了强烈的反驳:“孔子讨齐而预测其成败何恶之有？尽管没有道理不可动兵,同时没有任何胜利的成算亦不可妄动。圣人岂会出如此无谋之举,进一步而言,如果讨齐无胜负之预算,亦犹非讨之不可乎？当然如果陈恒为鲁之臣而弑鲁君，鲁人不顾成败利钝未尝不可，而此事发生在邻国齐国，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乱臣贼子之恶而做拿本国的命运作赌注的事。”孔子之伐齐与“宋之学者不顾克金之方法，唯主张主战论而已者大相径庭。”（10）其三，认为孔子伐齐,其目标不在其之陈氏，而在本国鲁之季氏。当时鲁之国情与齐之国情大相类似。如能讨陈氏弑君之罪，亦可抑制鲁国季氏之横暴。因而讨齐之举与其说是对外不如说是出于对内的考虑。狩野直喜的分析完全是站在当时的客观的现实的基础之上，因此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把孔子还原到当时的历史之中，不但无损于孔子的形象，相反，圣人的大勇气大谋略更加真实可感。孔子之勇气与谋略未见用于当世而成就其功业，诚然遗憾。然而所谓功业不过限于一时、一国之事，其人死而忽逝。孔子因不得志于当世，而删定六经，祖述宪章尧舜以来圣人之道，广教门徒，使此道传之后世。朱子所谓“盖尧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数万世，尧舜之道，非得孔子，则后世亦何所据哉。”狩野直喜感叹此可谓“至言”。（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