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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古典美学和哲学,无论是在本体论、方法论,还是在认识论上,都深蕴着“抑对立、扬中和”的和谐整一观,主张主客之间、人际之间和主体心灵内部,是一个以气相通的有机整体。简要地说,就是“特重‘天人和谐’;特重‘人际和谐’;佛家特重‘自身和谐’”。[7]P69尽管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仍较为低下,作为客体的自然对作为主体的人在力量上还呈现出压倒性优势,故使得这种和谐观在一定程度上,更多的是古人理想化、寄托式的意向性虚体,但这其中却蕴含了一种与西方文明中“主客对立、天人分裂”的哲学观所不同的宝贵基质,从而为偏于西化的现代社会提供了有自身特色的思想资源,为中西互补后形成新的思维方式奠定了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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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基础。; 郭因先生在中国传统研究方面有着深厚的造诣,曾经著有《中国绘画史稿》、《中国古典绘画中的形神论》和《山水美与绘画》等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著作。而且他对于、、生态学等也有着浓厚的学术兴趣,同时还关心着国内外的的发展状况,于是他的美学思想体系就呈现出一种既立足传统,又直面当代的综合实践倾向。对于现实危机,他提出要通过“由中致和”的全面协调的手段,实现整体和谐的目的。这其中,“中”是各得所宜(焦循语),各得所宜即为全面协调;而“和”是“无所乖戾”(朱熹语),“无所乖戾”于是达到整体和谐。和谐,从积极的意义说,是多样统一,多元互补;从消极的意义说,是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这样的自由与和谐,“才会给地球带来永远的生机,才会给人类带来永远绵延的生命”。[6]P3
; 擅长于哲学沉思,历来为美学之优势,但同时也常常成为美学面向现实的瓶颈。因此,是否能化“形而上”的沉思为“形而下”的现实关怀,就成为美学现世实践成败的一项关键指标。当下的生态危机,归根结底其实是世态危机和人态危机这些人性危机的外在表征。正如美者丹尼尔·贝尔所言,“享乐是的时代”。[8]P81市场经济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开发与繁荣,使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富裕,然而它也同时为复杂人性中阴暗部分的滋生、膨胀提供了温床。对金钱、享乐的空前渴望和现代科技的高度发达,使经不起诱惑者的狂热、短视和贪婪欲望达到最大化,而廉耻、理想和责任心降到最低点。此时,旧时代“畏天”、“敬鬼神”的外在精神制约已经在“上帝死了”的欢呼中坍塌粉碎,人们对于自然也不再怀有敬畏之心,毕竟各种现代的帮助下,已往一望无际的森林,现在不消一个月就能砍伐毁灭殆尽;过去威严耸立的高山,如今只要一个星期就能炸崩铲平。
; 而与此同时,尚在艰难创建中的新的秩序,又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以下试举一例说明。如,在现代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内,现代传媒给大众带来了快捷的资讯信息,然而它同样也产生了相当显著的消极影响。某些秉承资本的不良媒体,为了加速牟利而总在推波助澜地创造着“快乐并堕落着”的种种神话,本来现在就有许多在市场浪潮中一夜暴富的富豪,在对社会起着负面的表率作用,他们“把自己从市场中赚来的财富几乎完全用来满足自己骄奢淫逸的欲望,把自己变成捞钱和花钱的机器” [8]P395至于作为现代公民所应具备的健全道德价值观、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在他们的心灵中则是严重缺席,甚至是分文不值的。对此,这些媒体不是以辩证、负责的态度对之进行批判性的人文观照,而是以一种献媚式的话语姿态来褒扬、礼赞,它们只是惊羡或无痛感地“客观”描述富豪们那豪华气派的物质享乐型生活方式,而对于富豪们的钱是怎么来的,来得是否合理正当,往往含糊以对,甚至干脆避而不谈。这样就给大众留下了一种很坏的印象:为了敛财、纵欲可以不顾一切,“市场英雄”兜里的钱别人不问出处。结果这些表面上只是富豪们个人行为的种种表现,逐渐潜沉为一种市场时代的“社会意象”,渗入了社会生活的复杂结构之中,关涉到政治、经济、、传媒、文艺等等各个层面。
; 可以说,当代的人性危机是综合性地加深的,所以要对之加以疗救也必须是一种综合性疗救,而以“大美学”建设为己任的郭因绿色美学思想便是在此处彰显出其优势的,它不是那种割裂自我与现实利害联系的书斋哲学,而是一种兼具绿色和谐情怀与红色审视精神的实践美学。因而它所着重的不仅是对于现实危机的阐释和分析,而更是对于危机的深层结构中的复杂成分的观察和把握,以及对于如何扭转危局、革新建构的执着思考。为此郭因先生曾在《走绿色之路》中,结构性地提出了自己跨学科的一系列设想:绿色要讲三合:按照善待万物的原则去合理开发与节约使用自然资源;按照人类的非奢侈浪费的合理需要去进行合理的计划生产;按照有益于人类身心健康的原则去合理分配与合理消费。绿色政治要讲三全:全人类共同作全人类的主;全人类共同管全人类的事;全人类共同享受全人类的所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绿色论要讲三德:爱护天地万物的天人之德;爱护他人的人际之德;爱护自己身心健康的个人之德。绿色要讲三促:通过教书育人,使人人具有绿色思想以促进社会的真正进步;促进历史的健康发展;促进人类的真正共同幸福。绿色科技要讲三不:不浪费资源;不污染;不损害人的身心健康。绿色教育要讲有利于提高三个境界:提高天人关系的境界;提高人际关系的境界;提高每一个人的思想境界;绿色要讲三个关注:关注人类各种建设,特别关注生态环境的建设;关注社会公平,特别关注弱势群体;关注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特别关注公众人物的整体素质的提高……[1]
; 应该说,郭因先生这种绿色情怀与红色审视精神相结合的实践美学思想,并非一种纯主观构想,而是颇有历史精神和哲学意味的。因为从历史、唯物、辩证的实践观来看,自从人类出现以后,人类实践的需求性和中介性,已经使自然和社会的生存发展史变成了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在内部关系上和外部关系上既对立斗争又不断寻求和谐统一的动态平衡史。提倡走“绿色之路”,实际上就是力求达到“自然-社会生态平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生态学也就再也不能是一门仅仅关涉到自然系统的科学,或者说,再也不能只从自然的角度来看待生态学了。而这正是郭因先生的绿色美学思想的“革命性” 之所在。而在笔者看来,正因为生态学并不仅仅关系于自然系统,也关系于社会系统,这两大系统是相互交合、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而社会生态系统的平衡,就其内部关系而言,“关键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处理,使人与人之间,人自身的身心之间的物质精神需要产生良性循环” [9]P210;而且“人类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集合体,所有的人都是在社会实践中有着复杂社会关系的人”,“人类的生产方式水平怎样,人类的生活方式怎样,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的内部调节和相互之间的关系的双向调节及其产生的动态平衡就会怎样。” [9]P215-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