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教”并不是明治以后日本儒学发展

内容提要：“教”并不是明治以后日本儒学发展过程中一种独具的理论形态，只不过是对“孔子之教”的一种方便的笼统的说法。但是孔子教论者也具有一些相同的特征。服部宇之吉是近代日本宣扬“孔子教”的代表人物。从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他提倡孔子教的目的在于护教、护国和辨诬三个方面。他宣扬“孔子教”的出发点是作为宗旨的“尊孔”，其后逐步发展到将孔子之教解释成醇化皇道、维护国体的教化工具，最终沦为军国主义的鹰犬。服部宇之吉的思想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儒学在近代日本的存在形态和基本特征。

关键词：孔子教、孔子之教、儒教

如果说“孔子教”可以作为明治以后日本儒学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1]那也只是就这一时代儒学的折衷性和实用性而言。孔子教一词虽然曾经名燥一时，但在近代日本它既不是一个独立的儒学流派，也不具有某种完整的理论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孔子教不过是综合孔子的人格、学问、德行等，总而言之即“孔子之教”的一种方便说法，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对于孔子之教的认识也随着各自的孔子观[2]的不同而各异。孔子教论者，不仅其阵营参差杂然（有政客、军人和御用学者），而且所持论调也五花八门。[3]但是“扩张孔子之道即是为了扩张我皇道，拥护孔子之教即是为了拥护我国体。”[4]这可以说是孔子教论者的共同心声。而且1935年4月，宣扬孔子教的大本营汤岛圣堂在修复竣工之后直接划归文部省，由文部省举行斯文会的祭典，孔子祭在事实上可以说成为了一种“官祭”。[5]包括孔子之教在内的经典被用来作为《教育敕语》的注脚，[6]孔子教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近代日本护国、护教的重要精神力量。

在近代日本，服部宇之吉（1867-1939）是以孔子之徒相标榜、宣扬孔子教最倾心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服部宇之吉还健在的时候，其“仁”德就被人称颂[7]，甚至被誉为“现代的孔夫子”[8]、“孔夫子的再世”[9]。而且有人模仿孔门十哲，选出“服门十哲”[10]。他本人也“以孔子之徒自任”[11]、以“给予儒教以新生命而树立它在新时代的权威”[12]为己任。其在日本近代儒学史上的地位早已为他同时代的有识者所首肯[13]和后来的研究者所关注[14]。服部宇之吉曾广泛地活跃在近代日本的学术界、教育界甚至政界。他以融贯东西的广博学识来阐释自己对孔子之教的坚定信仰和儒教的现代意义，并自觉地将自己的学识信仰与当时的实践和需要紧密结合起来。他的思想从一个侧面生动的反映了儒学在近代日本的存在形态和基本特征。

服部宇之吉提倡孔子教的目的具体而言不外乎护教、护国和辨诬三个方面。

从教育方面而言，提倡孔子教是为了维护《教学大旨》、《教育敕语》的精神。《教学大旨》中提出之学以孔子为主，儒学的仁义忠孝成为国民道德的方针。教学大旨的起草者元田永孚虽学宗程朱，但他倡明“天理人伦，修己治人的实学”[15]，认为西洋之发明，其理具在孔子之言中。而井上哲次郎通过解释《教育敕语》而提倡的“以伦理代宗教”主张，其“伦理运动的精神与孔子之道非常近似，伦理运动也是为建立德教的运动”，故而呼吁“以孔子的人格作为教育家的典范”。[16]后来孔子之教逐渐被视为涵养国民道德，复兴日本精神的基础和根干。

服部宇之吉对孔子教的认识有一发展过程。他大学毕业后在文部省与高等中学及高等师范学校从事教育和工作。1897年9月发表于《东亚学会杂志》第一编第八号的《中学教育における倫理科教授に関して漢学者に問ふ》一文，集中体现了他当时对伦理教育以及儒学的主张。在这里他对当任中学伦理科教授的汉学者提出了五大疑问。首先在知识面上，他认为伦理科的教授要通晓国史兼及世界大势与人类文化之趋势，同时对古今东西的伦说要有明了确实的知识，在这一点上他对从来的汉学者能否堪此任表示怀疑。汉文科的目的不仅要能举陶冶品性的实效，而且在积汉文的学力之外要修习前述广阔的知识，因此汉学者自身的教育改良为首当其冲。其次，儒教的性质虽然具有普遍性，但其具体内容则不可否认其时代与地域性的局限，因此儒教伦理要施行于当时之日本，他认为需要作一番取舍变通方得其宜。如果按照论语中庸等照本宣科，能否当此任，这是他的第二问。第三，伦理教授之目的在于能使人立于安心立命之地，但他认为在天人关系上，如果没有的修养就很难打破种种疑团而真正达于儒教的安心立命之处。第四，在立宪之下，的思想和精神为一般国民特别是中流以上地位的人所不可缺少，今日之伦理教授须先持此种修养，因而伦理教授的培养法本身需要改良。最后，儒教着重于私德的养成。对公德的修养方面从来用力不多，在事业愈益发达、社会关系愈益复杂的情况下，汉学者今后该如何用力，这是第五问。由此可见，对于汉学与伦理教育的关系，一方面他指出虽然中学教育中伦理科负于汉学颇多，其教授也需要厚实的汉学修养，另一方面伦理教育在汉学之外还需要增加与伦理研究相应的必要的诸学科的知识和修养。因此他认为组织一伦理学科以专门培养中学的伦理科教授及其研究者很有必要。这时他对儒学以及伦理道德教育的主张应该说是比较理智和公允的。

两年之后服部被派往中国留学，1900年在北京经历义和团事件，对生死有命的教导有了亲身体悟。1902年至1909年7年之间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任教。在中国的这种长期经验，对他的学问和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他特别注意到中国国民对孔子的态度，通过自己的观察和研究，深感“中国之所以能够统一，乃是由于有孔子之教。”[17]在中国，他站在一个教师的立场上关注着中国教育的和现状，[18]在实施和推进新教育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在此期间他认为1906年3月15日由清政府颁布的“教育宗旨五大纲”（即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是“清国教育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指出这是效仿日本的《教育敕语》，尤其提醒注意学部上奏的五大纲的理由，认为颇具参考价值。[20]“尊孔”一项定为教育之大纲，他认为其与忠君一起是教育宗旨的最重大最根本的所在。[21]他后来提倡的孔子教也主要是在教育的层面上展开。这种作为教育宗旨的“尊孔”[22]可以说是他的孔子教的出发点。1910年5月他在“东亚学术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汉学》的创刊号上开始连载他的第一篇关于孔子研究的学术性论文《孔子の集大成》。在这里他第一次公开表明了自己是“私淑孔子勉为其徒而未至者”，他接着说:“我之尊孔固然因为自家的专业为，然而即便离开专业的关系，亦信奉其为大可尊敬的伟大人格，特别是可以作为我们的理想的大人格。”[23]在文章的结尾透露自己作此文的意图所在。他说:“现时世界之教育大势乃为适应社会分工的趋势以培养造就具有一技之长的人物为目的，而人格渐趋偏奇。这样多有过于重视实用而抹杀人格完善之弊。如同社会在进化的同时亦有退化的现象，教育在进步的同时也有退化的现象。为救此弊需在人格完善方面用力。这样以具有圆满的伟大的人格的孔子为理想，努力使自己成为孔子之徒乃是最好的途径。”而欲学孔子当先理解孔子立教之根本，充分领会孔子人格之伟大处何在，即“当着眼于其集大成之点”而“朝着明智、养情、练意、达仁的目的不断迈进”。这样也未必一定要读多少经书之类，即使精读一部《论语》也将大大有资于人格之完成。[24]这可视为他宣扬孔子教的初衷。这与他后来反复强调的“孔子教的中心在孔子的人格”[25]、“人格的完善是孔子教的中心”以及“孔子的身体即孔子之道的体现” [26]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