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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孔子的伟大人格，服部宇之吉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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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其智·情·意的完全发达完全调和这一教的中心点之外，还特别重视其“知天命”之说，认为知天命是孔子教的根本之所在，无视这一点就无法理解论语的精神。他强调孔子一生的经历乃是本于对天命的自信，把孔子从事活动的原动力归结于知天命畏天命。[27]孔子之教在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他认为其根本也在以知天命作为其活动的根本这一点上。[28]具体而言知天命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贯通内圣与外王，修己与治人之间的中介和桥梁。他认为在《大学》中从修身到平天下之间未发现任何自信或动机之类的东西，不过罗列修身等八条目，轻描淡写地将修身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或预备条件，从这一点上看他认为《大学》并未原原本本地表述孔子之意。因为孔子在修己与治人之间增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即孔子在修身这一阶段，其心中已经自觉到仁之实现的极致，并由此获得一种伟大的自信、伟大的自觉。由此一转而朝着使道明于天下、使人皆尽其性的方向奋进。这种大自觉就是孔子所谓“知天命”三个字。[29]孔子的知天命是在完善修己之事中获得的一种信念，这种信念是天所授予的明道以救生民的使命。[30]服部宇之吉对孔子知天命的解说不仅止于此，其目的在于引伸出自己对日本帝国所肩负的一种特殊的天命的自信。他认为日本帝国的天命就是要让由东西文明融会而形成的一种日本的新文明，以之风靡东洋、风靡世界，使世界人类均沐浴日本新文明的“恩泽”。他认为这决非空言，因为日本的新文明不仅在朝鲜，而且在中国已经显示了伟大的效力，收到了伟大的结果，确信由这种新文明的力量将东洋的天地打成一片将指日可待。[31]服部主张的这种新文明当然是以日本固有的为根本精神，以之同化融会中国和西洋的思想文化，而排除那些与日本国体不相容的渣滓。对“知天命”的解释扭曲了服部宇之吉从层面宣扬孔子之教的初衷，孔子之教自此蜕变成了醇化皇道、维护国体的教化工具。孔子一以贯之的仁在他看来与教育敕语的精神是一致的。从文化的弘扬到为军国主义辩护直至鼓吹军事扩张，文化从目的兑变为手段，孔子教的意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服部宇之吉在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时，清醒地看到德意志霸权世界的野心在文化上的表现。他认为“没有德国文化便不成其为文化，不仅让世界受其文化的惠泽，且视以之代替世界所有其他文化为理之当然。其中所包藏的侵略性的军国主义最终引发了这次大战，以至于作为人类的公敌而被憎恶。”同时指出“日本当时类似神道的种种学说中多有以世界统一为理想，如果其教义弘布于世界，因而能够在精神上统一世界人心则可，如果象许多人所说的性的统一或军事性的统一的思想，则会使我国转瞬之间成为世界之敌，而蹈德意志之覆辙，这乃是最危险的事。”而强调国家的理想不能不顾人类的福祉而仅以自国的幸福为目的。[32]但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战后和平之声虽然震耳欲聋，但战争终究不可完全避免，因而强调不能为和平之声与和平运动所迷惑，不能忘记国防的重要，不能丧失尽忠报国的精神。而特别提起注意的是战后思想的漫延，指出当时的民主主义只不过是眩惑于平等自由之名而甘于不平等非自由。[33]而日本的国体则以智仁勇的完全调和统一即诚为理想，君民以诚合为一体。这是所谓民主主义所远不能企及的。维护这种高远神圣举世无双的国体，扶翼天壤无穷的皇道乃是日本国民应该自觉的天命。服部宇之吉并不忌讳是战争使日本成为了一等国，[34]也明确指出提倡军备缩小是大错特错，[35]进而为军国主义思想辩护说:“诚然被认为是东洋小国的日本是通过战争而登上世界舞台，打败被视为卧龙的中国给当时的世界以多大的震惊？从此世界开始敢问鼎中国的轻重，以至于今日有人大胆地引其龙须而触其身体。而打败连卑斯麦都畏惧的俄国，给世界的震惊更大。这样从由战争而使国威大进来认为是军国主义也不无道理，但此等战争不用说是为了保卫东洋和平的大局，而决非侵略的性质，但世人往往误解为侵略性的军国主义。”[36]而到卢沟桥事变之后，他仍然宣称:“这次事变用兵的目的亦在确立东亚之和平。终究是为了世界的和平、人类的福祉，而其间无任何私心。中华民国如悔悟其从来对我国为确立东亚和平所施行的所有作为的反对和妨碍，以衷心至诚归依于我至公无私大中至正的皇道，我用兵之目的即可达到。”[37]其宣扬孔子教的功利性及其所解说的天命论的欺骗性、所谓和平福祉等言辞的伪善性随着战争的展开而逐渐暴露无疑。
服部宇之吉宣扬孔子教还有一个比较直接的目的是想为孔子教辨诬。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政教界围绕孔教问题引发了许多争论。服部为孔子教辨诬主要是针对当时中国的孔教议论而言。首先他对中国的辛亥革命是持反对态度。他认为中国从来以天命说为革命之源，而天命说是以君主制为前提，将君主制变为民主共和制与传统的天命说无关，全然是心醉于欧美极端之说的结果。这种变态使中国社会各方面蒙受巨大的损害。[38]他认为这是天所发出的警戒人们实行民主主义之弊的实例。[39]他认为辛亥革命最大的危害就是使道德的根本渐显动摇之兆候。[40]孔子之教作为维系中国人心统一的根本，随着政治体制的变化也出现了各种新的解说。服部“确信孔子为尊王主义忠孝主义而反对革命之说，既然中国出现了与从来全然相异的革命，因此孔子教不可能再原原本本在中国实行。”[41]具体而言，他认为中国对孔子教有如下几种妄说：第一，认为孔子教为纯然之宗教；[42]第二，将孔子教与民主共和政体相比付而认为孔子为共和主义的元祖，民主主义的开祖，共产主义的倡导者。[43]第三，视孔子为革命主义者。[44]概而言之，服部宇之吉认为孔子教并非全然的伦理之教，亦非纯然的宗教，而是在深厚的宗教信念之上确立其伦理之说。而大同小康非孔子之教，民主共和与孔子教更是全然不相调和，向孔子教求民主共和的根据如同缘木求鱼，孔子在政治上无论如何都是君主政体的主张者。至于革命之说，孔子虽未从正面论述革命之恶，但无论从何处亦未见其论述革命之是。因此他认为民国所谓的孔子教与日本所谓的孔子教名同而实异，而且中国人并不是认真地在理论上展开论述，只是政治上的利用，而他对将孔子之教作政治性的延伸利用在字面上是表示反对的。[45]面对民国初期以种种牵强诬妄之说恣意付会孔子及孔子教，他强调阐明孔子教的真义乃是作为孔子之徒的义务。他说“中国是否存在孔子教与吾人无关，唯假存之之名而恣意牵强付会则为吾人所不能许，非鸣鼓以问诬圣人之罪不罢休。”[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