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教”并不是明治以后日本儒学发展(4)

[4] 细田谦藏《孔子は天皇万世一系主義を抱持せらる々の説》，《斯文》第4编第5号，“孔夫子追远纪念号”。1922年10月。

[5] 服部宇之吉《聖堂を文教の中心たらしめよ》，《斯文》第18编第1号，1936年。

[6] 1890年《教育敕语》发布当年即有儒者内藤耻叟发表《敕语解释》、栗田宽发表《敕语述义》，1893年重野安绎刊行《教育敕语谕衍义》等。被认为是《教育敕语》的官定解释的《敕语衍义》的作者井上哲次郎也认为教育敕语的方针与孔子的德教具有“亲密的关系”。（《孔子人格に就いて》，见《诸名家孔子观》，孔子祭典会编，博文馆，1910年）。直接指出经典为《教育敕语》之注脚的是在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思想愈益膨胀的昭和初期以后（如盐谷温《孔夫子と我が国体》，《斯文》第8编第5号，1926年）。

[7] 小柳司气太曾形容东京大学的汉学盛况说“随轩之仁、澄江之智、节山之勇、饰之以剑西之乐。”随轩、澄江、节山、剑西分别为服部宇之吉、宇野哲人、盐谷温、冈田正之之号。

[8] 盐谷温1928年5月13日于服部宇之吉东京大学退官纪念祝贺会上所致开幕辞。《斯文》第10编第7号，1928年7月。

[9] 阿部吉雄《服部先生と東方学院》，《斯文》第21编第9号“服部随轩先生追悼录”，1936年9月。

[10]《斯文》第10编第7号。唯何人与颜回相当，待天下后世之定论。

[11] 服部宇之吉著《孔子及孔子教》明治出版社，1917年1月，序（大日本汉学会），第354页。

[12] 服部宇之吉《現代における儒教の意義》，《斯文》第1编第1号。1919年2月。

[13] 阪谷芳郎在哀悼服部宇之吉的文章中说:“盖后世编纂我邦汉学历史者，于明治至昭和年代必以博士（指服部宇之吉——引者）为斯界之泰斗。”高田真治也以服部宇之吉为“近代日本儒学之开宗”。《斯文》第21编第9号。

[14] 如严绍璗认为服部宇之吉“是近代日本中国学中新儒家学派的实际创始人。由井上哲次郎开创的中国古典哲学研究的‘官学体制学派’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经服部宇之吉而成为新儒家学派——实现了从对江户时代朱子学的尊崇到新时代崇拜孔子之教的转变。”《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41页。此外介绍和研究服部宇之吉的文章主要有:《先学を語る——服部宇之吉博士》（《东方学》第46辑，1973年）、曾我部静雄《法制史家としての服部宇之吉博士》（东北大学《文化》第45卷1-2号，1981年）、宇野精一《服部宇之吉》（《東洋学の系譜》，大修馆书店，1992年）、李梁《近代日本中国学におけるポリフィックスとアカデミズム——服部宇之吉と近代日本中国学》(富士ゼロックス小林節太郎記念基金，1993年)、山根幸夫《服部宇之吉と中国》（《近代中国のなかの日本人》，研文出版，1994年）等。

[15] 《教学大意私议》，明治3年10月。

[16] 同前，井上哲次郎《孔子の人格に就いて》。

[17] 同前《孔子及孔子教》，第110页。

[18] 在京师大学堂就任期间以中国的教育问题发表的文章有:《清国の教育に就いて》（《教育公报》286-287-290，1904年）、《清国の教育宗旨五大綱及上諭》（《教育公报》308，1906年）。1909年1月与清政府契约期满归国后又发表了《支那人教育に対する所見（附北京宮廷の現状）》（《中央公论》，1909年3月）等文章。

[19] 服部宇之吉就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总教习之后，几乎每天出勤，为制定学科课程及各种规章制度、安排教室、实验室及宿舍，以及购买标本，图书等尽职尽责。而且主张将来开设大学，招聘外国教师只是一部分，为图长远发展要以中国人为根干。为培养预备人材，一方面向管学大臣进言，提出从师范馆和仕学馆（京都大学教授博士严谷孙藏为总教习）中选出品学兼优者，根据本人特长送往日本进修专门学科。再入帝国大学深造，假以时日，可为大学堂的干部教授。同时向当时东京帝国大学总长山川健次郎及文部大臣菊池大麓说明，这些留学生成为第一高等学校特设预科之滥觞。服部宇之吉对此计划由于种种变化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深表遗憾（《服部先生自叙》，见《服部先生古稀祝贺记念论文集》）。另外可参见汪向荣著《日本教习》，三联书店，1988年，第166页。

[20] 同前，服部宇之吉《清国の教育宗旨五大綱及上諭》。

[21] 同前《孔子及孔子教》，第118页。

[22] 对尊孔一项，清政府学部的上奏文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不但为中国万世不祧之宗。亦五洲生民共仰之圣。日本之尊王倒幕。论者以为汉学之功。其所谓汉学者。即中国圣贤之学也。兵军（近年）以来。其国民之知识技能。已足并驾欧美。然犹必取吾国圣贤之名言至论。日进学生而训导之。以之砥砺志节。激发忠义。况孔子生于中国。历代尊崇。较之日本之敬奉。尤为亲切。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之课（科）目。作替扬孔子之歌。以化末俗浇漓之习。春秋释菜及孔子诞日。必在学堂致祭作乐。以表欢欣鼓舞之忱。其经义之贯彻中外。洞达天人。经注经说之足资羽翼者。必条分缕析。编为教科。颁之学堂。以为圭皋。但学生各（自）有程度。则学课自有浅深。高等以上之学堂。自可力造精微。中小（中）学堂以下。则取其浅近平实切于日用。而尤以身体力行不尚空谈为要旨。务使学生于成童以前。即已熏陶于正学。涉世以后。不致渐渍于奇袤。国教愈崇。斯民心愈固。臣等所谓尊孔者。此也。”（以上为服部宇之吉《清国の教育宗旨五大綱及上諭》所录。括号中之文字，为笔者据《大清法规大全续编卷一》中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一日《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摺》校出与服部之文——下划横线——相异者。见于多贺秋五郎著《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清末编》，台湾文海出版社，1976年，第634页。）

[23] 同前《孔子及孔子教》，第127页。

[24] 同前《孔子及孔子教》，第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