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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 键 词] 明清时期;北京地区;清真寺(2)

2013-05-08 18:11
导读:清真寺向外城扩展,是清代清真寺布局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与清初实行的分城居住政策和穆斯林居住区域的扩展有关。顺治元年五月(1644年),清政府实

  清真寺向外城扩展,是清代清真寺布局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与清初实行的分城居住政策和穆斯林居住区域的扩展有关。顺治元年五月(1644年),清政府实行分城居住制度,北京内城由八旗依方位而居,原住内城居民包括穆斯林一律迁居外城,导致清真寺向外城、近郊扩展,建立起一大批新寺。如:建于康熙时期的朝阳门外南中街清真寺、德胜门外大关清真寺、德胜门外马甸清真寺,西郊海甸清真寺、西王府清真寺、蓝靛厂清真寺、安和桥清真寺、树村清真寺,北郊清河清真寺等。建于乾隆时期的朝阳门外八里庄清真寺、西直门外南关清真寺,建于道光初的崇文门外堂子胡同清真寺,建于光绪年间的崇文门外上唐刀胡同清真寺等{16}。清朝除兴建清真寺外,还注重前代清真寺进行修缮和扩建。牛街礼拜寺历史悠久,清朝政府对此寺非常重视。康熙三十五年(1698年)对礼拜寺进行修饰,并“敕赐礼拜寺”横额。

  三、明清时期北京地区穆斯林的构成
  
  明清时期北京地区的穆斯林已经比较多了。北京地区穆斯林群体的壮大,一方面是元代北京地区穆斯林自身繁衍的结果。穆斯林世代相传,延续自己的信仰,队伍日益壮大。另一方面,南方穆斯林的北迁壮大了北京地区穆斯林的队伍。《冈志》作者认为:“今燕都之回回,多自江南、山东二省分派来者,何也?由燕王之国护围(卫)军僚多二处人故也。教人哭父曰:‘我的达’,其亦山东之俗也。”{17}明代禁止外族自相嫁娶的禁令进一步促进穆斯林人口的壮大。禁令本为限制包括回族在内的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但是,实行的结果,却导致穆斯林的增加。因为,根据伊斯兰教教法规定,穆斯林实行教内通婚,即只能与信仰相同的人结婚。若要与外教人结亲,则须先使对方改奉伊斯兰教。明朝政府的同化政策,使得穆斯林与异教通婚成为合法化。久而久之,穆斯林所娶的汉族女子,穆斯林所嫁的汉族男子,都改为信仰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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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回回营清真寺的建立,为北京穆斯林注入了一股新的血液。乾隆时期因平定新疆而在内城修建回回营清真寺,对全国穆斯林实行笼络之策。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正月,定边将军兆惠平定回疆凯旋。乾隆皇帝特命在京安插降服大和卓部头领及族众,将他们编为一佐领{18}。清廷特在西长安街路南辟回营一处,建造营房供留居北京穆斯林居住。为尊重他们的伊斯兰教信仰,乾隆皇帝下旨兴建清真寺,并赐名“清真普宁寺”,即回回营清真寺。回回营清真寺建自乾隆二十七年(1672年)春,至二十九年(1674年)夏竣工,占地面积二十五亩有余,“费用官银至一帑之巨”,寺成,乾隆亲自撰写《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以汉满蒙藏四种文字书写{19}。从此,维吾尔族穆斯林成为北京地区穆斯林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经堂及经堂教育改革
  
  伊斯兰教育是伊斯兰教和发展的基础,明清时期是伊斯兰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明代经堂教育的创立及清末经堂教育改革是伊斯兰教育史上的大事。
  经堂教育又被称为寺院教育或回文教育,是指在清真寺招收学生,以培养宗教经师和普及宗教知识的为目的的一种教育方式。经堂教育的创始人是胡登洲,他鉴于长期以来中国伊斯兰教“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的落后状况,并凭自己家境丰裕的有利条件,收徒讲学。经堂教育在清真寺内进行,由开学阿訇招收学生即“海里凡”,传习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及伊斯兰教经典,分“大学”“中学”和“小学”三种。学生食宿由教民供给,招生人数视教民的供给能力而定。经堂教育与传统的口头传授不同,是一种新的教授方式,制定有严格的规章{20}。胡登洲在陕西开创经堂教育以来,各地也相继兴起。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将经堂教育制度进一步加以发展完善,到了清朝,他的再传弟子们活跃于东西南北各地,并逐步形成各具特点的不同学派。陕西派,以胡登洲及其初传弟子为代表,其经学风格是风格精而专。山东派,由胡登洲的四传弟子常志美、李延龄所倡导,其经学风格是博而熟。此外,还有云南派等。北京是全国交流中心,吸引了全国许多著名的阿訇及伊斯兰教学者,如王岱舆、刘智。他们分别是胡登洲的五传弟子和六传弟子,是经堂教育培养出的优秀代表。他们精通儒释道伊,以汉文注释伊斯兰教经学。常志美的弟子也曾先后来京讲学。他们在北京著书讲学,对北京地区经堂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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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堂教育在上曾经起到积极的作用,为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它也有自身的弱点。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教育方式暴露出许多弊端。尤其是到了清朝末期,正如赵振武所说:“经有清二百年之摧抑,回民乃变其积极态度而为消极,退居寺内,仅守教功。阿衡之所倡,教民之所由,厥为寺的教育而已。”特别是由于不学习和其他科学课程,造成学生汉文水平较低或极低、知识面很窄,造成穆斯林的普遍贫愚{21}。回民中的有识之士,提出改革经堂教育,兴建回民学校,普及回民教育。王宽是他们中的优秀代表。王宽(1848~1919年),字浩然,世为牛街礼拜寺阿訇。王宽少承家学,长大后跟随明师,学业大进。1905年9月,他赴麦加朝觐后,特意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进行实地考察。王宽感慨颇深,“始知世界大势非注重教育,不足以图存”,乃锐意兴学。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王宽与王友三等人发起,在牛街礼拜寺创办回文师范学堂,由达浦生担任校长,主持教务。这是改良传统经堂教育的第一所学校。回文师范学堂与传统的经堂教育的区别主要在课程上,经堂教育教授伊斯兰教经文,回文师范学堂除经文之外,还教授汉文及各种科学。回文师范学堂以培养经汉兼通为主旨,是对传统经堂教育的一大突破。可惜不久,因经费和师资困难,被迫停办。在回文师范学堂停办的第二年王宽又联合马振武等人创办了清真两等小学堂,即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校址在牛街礼拜寺后院。马邻翼任监督,王宽校长,教师中有很多知名人士。课程设置按照学部制定的学制,与一般学校相同,只是每逢主麻日下午,放假半天,以便回民子弟到清真寺作聚礼,参加伊斯兰教活动。王宽创办的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虽然是一所普通小学校,但它对北京甚至全国的回民教育来说意义深远。清真两等小学堂建立后不久,北京其他穆斯林聚居区相继设立清真小学堂。第二小学在三里河,第三小学在花市,第四小学在教子胡同,第五小学在西郊海淀。回民教育,大有蒸蒸日上之势。但是,王宽办学时值清末,动荡,衰败,筹款维艰。学校经费没有固定的来源,主要靠王宽等热心教育人士自己筹措。随着学校规模日益扩大,开支越来越多,经费困难也就越来越大。最后,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由官方接收。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于民国元年(1912年)改为官办,民国十七年(1928年)改名牛街小学{22}。王宽办学产生深远影响,正如赵振武所言,自从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创办后,“流风所被,全国各地凡有回民之地,几乎莫不有回教小学之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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