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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 键 词] 明清时期;北京地区;清真寺

2013-05-08 18:11
导读:
  
  [论文关 键 词] 明清时期;北京地区;清真寺;经堂改革

  [论文内容摘要]
明清是伊斯兰教在北京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本文主要从明清时期北京地区伊斯兰教发展的、清真寺的性质和分布格局、穆斯林的构成、伊斯兰教育等方面进探讨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唐宋时期、蒙元时期、明清时期和民国时期。明清是伊斯兰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是伊斯兰教在曲折中取得较大发展的一个时期。北京作为这一时期全国的、中心,伊斯兰教的发展状况尤其值得注意。虽然北京地区并非中国伊斯兰教最为发达的地区,但研究这一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状况具有重要价值。一方面,统治阶级的宗教政策首先作用于北京地区,对北京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北京地区伊斯兰发展状况是全国伊斯兰教发展状况的一个缩影,同时北京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影响着全国各地伊斯兰教的发展。前人研究成果如姜立勋等的《北京的宗教》(伊斯兰教部分)、佟洵的《伊斯兰教与北京清真寺文化》、李兴华等的《中国伊斯兰教史》等论著从不同的角度对北京地区伊斯兰教史进行了探讨。这些成果为文章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本文主要探讨明清时期伊斯兰教在北京地区发展的状况,并着重突出每个时期的特色。
  
  一、明清时期北京地区伊斯兰教发展的社会环境
  
  明清是北京地区伊斯兰教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统治者对伊斯兰教采取既宽容又限制的两手政策。在推翻元朝统治的过程中,回族将领跟随朱元璋参加反元斗争,为建立和巩固明王朝政权,立下了赫赫战功。朱元璋对他们的功劳十分肯定,他说:“计其开拓之功,以十分言之,遇春居其七八。”①因此,他对回族将领的宗教信仰也显得十分宽容。朱元璋在北伐檄文中就曾说:“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②攻破元大都后,朱元璋下诏“蒙古、色目人既居我土,即吾赤子,有才能者一体擢用”③。可见,朱元璋认为生活在中国领土上的蒙古、色目人只要“能知礼义”和“愿为臣民”,就是他的臣民。在此,朱元璋并未对色目人的宗教信仰做出限制,表明他对伊斯兰教是比较宽容的。明朝建立后,统治者为了维系回臣之感情,注重尊崇回民之信仰④。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28年)敕建礼拜寺于南京,并御制《百字赞》表明他对穆斯林宗教信仰的尊重。他将穆罕默德称为“传教大圣”“万圣领袖”“至贵圣人”,地位崇高。《百字赞》除在南京净觉寺存有碑刻外,西安化觉寺、杭州等地清真寺、重庆奉节清真寺、山东青州清真寺等寺都有,并被载入中国伊斯兰教典籍之中。它在全国穆斯林中广为流传,对全国各地包括北京地区伊斯兰教都必将产生影响。而且,作为一位开国皇帝,朱元璋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对后世诸帝及明代对伊斯兰教的政策必将产生一定的影响。明朝甚至还出现了一位非常热衷伊斯兰教的皇帝,他就是明武宗朱厚照。武宗曾对侍臣评论诸教,他说:“儒者之学虽可以开物成务,而不足以穷神知化;佛老之学,似类穷神知化,而不能复命皈真。然诸教之道各执一偏。惟清真认主之教,深原于正理,此所以垂教万世与天比久也。”可见,较之儒、释,武宗对伊斯兰教表示出更多的青睐。他还曾作《尊真主事诗》表明自己对伊斯兰教的推崇,具体内容如下:“一教玄玄诸教迷,其中奥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真主却尊谁?”⑤武宗还取了一个阿拉伯文名字,叫作妙吉敖兰,意思为安拉的荣耀。由于崇信伊斯兰教,他还向回回学习阿拉伯语⑥。由上可见,武宗对伊斯兰教十分痴迷。
  明朝政府一方面笼络安抚穆斯林,另一方面对穆斯林多所防范。明朝政府直接加强对伊斯兰教的控制,限制教长的权力。明代,“回民只有教长而无法官;教长只有传道布教之权,而不能掌理民间诉讼。明代所顾虑者,乃外族政治势力之膨胀,有碍国家之司法权,政府当不容许其存在”⑦。这与元代回回掌教哈的所拥有的宗教、司法大权有本质的不同。为限制穆斯林增长,明朝律法规定:“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⑧明朝初年,还禁止胡服、胡语、胡姓⑨。因而,改汉姓之风日盛,明朝统治者又觉得难以区分种族,又下诏禁止蒙古、色目人更换姓氏。明朝政府以手段,干涉少数其中包括回族穆斯林的社会习俗,是为了引导穆斯林与靠拢,以此达到控制和利用的政治目的。
  清朝时期,各地回民多次叛乱,给清统治者留下很深的印象,清廷进一步加强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控制。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闰五月,因有大臣奏闻,通州等处穆斯林将传经之人称为师父,乾隆皇帝认为,这“虽亦如师徒俗称,但究不若并其名而去之”⑩,命令革除师父名目。七月,清廷对过往留宿礼拜寺的穆斯林进行稽查,命令各省督抚“倘见形迹可疑(穆斯林),即密禀地方官查究”{11}。同治元年(1862)陕西回民起义后,清朝最高统治者十分忧虑,“该教人数众多,处处暗通消息,其散步于京城内外者,尤属不少。风闻该教人出有传单,约期议事,未知所议何事,恐有外来歼回意图构衅”,命令步军统领衙门秘密缉捕。欲留宿寺观客店的外来客民,“必须责成房主,须有切实可靠保人,方准收留。遇有形迹可疑之人,随时赴该地面衙门送信”{12}。当然,清代伊斯兰教并未能够冲击封建统治,穆斯林已经成为统治者所谓的“国家编氓”“国家赤子”,他们在礼拜寺中供奉清朝皇帝的圣旨,借以保教,有时教中有事,甚至寻求政府的支持和庇护{13}。清朝统治者对此也有意识,故此,他们允许穆斯林正常的宗教活动,允许存在风俗习尚的不同。总体而言,明清统治者对伊斯兰教采取既宽容又限制的两手政策,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北京地区伊斯兰教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大学排名
  
  二、明清时期北京地区的清真寺
  
  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的重要标志,是伊斯兰教的象征。北京著名的四大官寺就是在明朝时期赐名修建的。北京清真寺中,有俗称四大官寺者,即“清真”“礼拜”“普寿”“法明”四寺。所谓“清真”即东四牌楼清真寺,“礼拜”即牛街礼拜寺,“普寿”即阜成门内锦什坊普寿寺,“法明”即安定门内二条法明寺。其所以俗称官寺者,“盖其寺中首领,囊昔由朝廷中正式任命为回民之长官之故所致”{14}。关于明代北京建有四大官寺和国内敕赐清真寺的情况,当时波斯人阿里·阿克巴尔曾有记载:“中国皇帝在汗八里(北京)为穆斯林建造了四座清真寺。中国境内共有九十座清真寺,都是政府为穆斯林建造的。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标帜和政府设立的礼拜处所。”{15}清真寺的兴建与回回将领驻军有关,这是明代北京地区清真寺的又一特点。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攻陷大都,朝阳区常营、康营,顺义区高丽营、回民营,大兴薛营、崔指挥营等,相传都是明朝回回将领屯兵之地,他们在当地兴建了一些清真寺。此外,北京地区还修建了三里河清真永寿寺、教子胡同新礼拜寺、蓝靛厂清真寺等。另外,如通县张家湾等清真寺也兴建于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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