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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人对于人的生存状态所做的根本性的反思；中国哲学的创新就是对于不同时空条件下人的生存状态所做的不同的、独创的根本性的反思。宋代二程和朱熹面临唐末藩镇割据及五代十国长期混战，造成了社会长期动乱和分裂，致使伦常败坏，沦丧，理想破灭，精神迷惑。面对主体生命这种社会生存状态，二程朱熹担当起对这种生存状态做根本性反思的责任，重整纲常，道德规范，重建价值理想，精神家园，并对这种生存状态的根本性反思提升为形而上天理层面，而有别于两汉天人之学、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实现了中国哲学的创新，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既然程朱是当时人的生命主体生存状态境遇下的产物，适应了稳定社会秩序和加强社会凝聚力的需要，理应得到社会以及统治者的认同和接纳，然而境遇多艰，程颐被打入“元ｙ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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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①奸党籍”，死时其门人弟子怕入“党籍”而不敢送葬。朱熹被罢去一切官职，打入“伪学逆党籍”。搞得朱熹门人故交过其门而不敢入或“更名他师”，“变易衣冠，以自别其非党”。这便是程朱创新的代价。程朱死后，他们的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从昔日的“诋诬圣德”，“图为不轨”的罪人一变而成为元、明、清圣贤和金科玉律，科举取士以程朱为宗，以至非朱子之传义弗敢言，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凡此种种，程朱终究是看不到了，这是什么？是机焉是遇焉！的机遇对于理论思维的创新是公正的；凡是有价值的思想的创新，历史机遇都会给他一定合理的地位，即使一时被种种误导所蔽，也一定会解其蔽，复其位；凡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终究会被历史机遇所接纳和发扬；凡是对人的生存状态所做的根本性反思，总会给人以智慧的启迪。
创新是，是真善美的融突和合。创新在处理好上述这些关系以后，就需要抓住知识创新的机遇，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体系，完善创新价值导向，开放创新评价机制，宽松创新多元氛围，鼓励创新竞争，凝炼创新目标，强化创新转化。这样中华才能在21世纪全球化情境中，在科技、、领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能否创新？如何创新？创什么新？这不是权宜之思，而是一个值得较长时期内严肃认真地惮精竭思的课题。然而，创新何其易！创新何时行！
二
创新不是凭空独撰，它必须依傍深厚的文化哲学土壤，要回顾20世纪中国哲学，乃至几千年来的中国哲学，以预测中国哲学的未来。
自明末以来，中国就遇到的挑战，冲击着支撑这个“天朝帝国”、“礼仪之邦”的文化思想。中西文化即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犹如汉以后外来印度文化与本土儒、道文化冲突相似，虽两者冲突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行为方式差分，但对文化冲突所应持回应心态和化解方式，却有殊途同归之处。自唐至北宋，对儒、佛、道三教的冲突，采取“兼容并蓄”的方针，经400 余年＠②ｙùｎ＠③化育，到程颢提出“天理二字是吾自家体贴出来”，才真正把儒、佛、道三者文化整合起来，建构了兼容并蓄三教文化思想的新的理学理论形态，也真正落实了“兼容并蓄”的文化整合的方法。
近世中西文化思想的冲突，即“中西之争”，使中国传统文化历经火的煎熬和武器的批判。中国在被动的状态下，提出了“中体西用”、“西体中用”、“抽象继承”，“良知坎陷”“创造性解释”、“创造性转化”和“综合创新”等化解冲突、会通中西文化思想的方法。其称谓虽与“兼容并蓄”异，但作为综合会通的文化整合方法实有其同。如何把中西文化整合落到实处？如何建构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和合体？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文化载体究竟是什么？能否像程颢那样“自家体贴出来”兼容并蓄中西文化的新思想体系？于此，令人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笔者试着把中西文化“综合创新”等文化整合的方法落到实处，从而提出了和合学。和合既是东方日本文化、朝鲜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亦是中国《周易》、《管子》、儒、道、墨、阴阳等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它既是中华民族多元化文化所整合的人文精神的精髓，亦是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合学根据中国新的哲学理论思维形态出现的标志：一是其建构哲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的变换，以及由此核心范畴而展开的结构；二是作为各个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体现的新的哲学理论体系，其所依傍的经典文体的选择亦殊异。假如哲学理论体系核心范畴及其所展开的逻辑结构，与先在的相同或相似，而不能解构或超越，那么，就不能标志其新之所以为新和作为新的哲学理论形态的特质，而只能是接着原来的讲，不过“接着讲”是跨入“自己讲”的中介。王阳明就经历了在北京父亲官署“格竹子之理”的“照着讲”；到贵州修文县“龙场悟道”，即“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而后讲“知行合一”的“接着讲”；再到阳明“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致良知”之教的“自己讲”的过程。无论是做学问，还是习书画，都要经此三个阶段，才能通达最高境界。
和合学核心范畴是和合，而与先秦的“道”，两汉的“天人”、魏晋的“有无”、隋唐“佛性”、宋明“理气”、“心物”等核心范畴异；“和合”语出《国语》、《管子》、《墨子，其依傍的解释文本亦异；和合学是对于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人与自然、人与、人与人、人的心灵，不同文明）和由此而产生的五大危机（生态、人文、、精神、价值），以及中西文化冲突和中国现代化挑战的回应和化解之道，而与先秦百家之学、秦汉天人之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所面临的挑战有别，因此其回应化解之道亦异。
和合学“三界”、“六层”、“八维”是以人“人会自我创造的动物”（注：参见张立文著《新人学导论》，职工出版社1989年版。）为基点，若没有人生存这个事实，任何“上帝”、“天”、“道”、“理念”、“真如”、“心”、“绝对精神”都不可能存在，天地万物也无存在的价值。人为“天地立心”，天地万物以人心为“心”。人类社会的一切运作，归根到底是为了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各领域、部门、学科的发明创新，都直接地、间接地为了人。其实，哲学的形式虽远离人，但其出发点和归宿点，还是人。千百年来，人们所探索的核心，说到底就是为人。只要人类还存在，它便是一个人们所探究的永不完结的永恒中心课题。
透视哪中外变动不居，唯变所适的哲学“在场”的历史长河，便可体悟到其背后隐藏着一个未出场的，但却是最资始的根底，这就是人这个东西。哲学可说是对于人的生命主体的生存、意义、可能状态的根本性、超越性的反思。因此，从本质上说，哲学应是贴近人、贴近生活的，它不应远离现实的有情感的人，远离当世活生生的世界。西方形而上学自柏拉图开始了“爱”与“智”二元分离运动以来，神学有“爱”而无“智”，虔诚信仰“上帝”，至近迷信状态；哲学有“智”而无“爱”，推崇理智认识及其概念思维，使“在场形而上学”具有枯燥乏味，晦涩难懂的抽象品格， 几近冷酷无情。 前苏格拉底的爱智之学（philosophy）逐渐分裂，嬗变成后苏格拉底的爱神之学（Theology）和理智之学（Metapysics）。康德虽重视想象在直观不在场对象方面的能力，并借助想象力的概念提供“统觉”和“图式”，但在实践领域，康德仍然推崇概念思维，轻视情感想象。康德本人终身不娶，过着象钟表一样刻板的世俗生活，以道德力量约束激情，以理性概念融解想象，其异化式的人格正是无诗情画意的古典形而上学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