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指创造新事物、新理论、新方式，超越旧

创新是指创造新事物、新理论、新方式，超越旧事物、旧理论、旧方式。自古以来，创新既蕴涵着痛苦和磨炼，又意味着艰难和险阻。王安石“荆公新法”和“荆公新学”是改革北宋“积贫积弱”的需要，仍然受到“敬天法祖”派的阻挠和反对，而需要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注：《王安石传》，《宋史》卷三二七。）的大无畏的精神的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种新学说的提出，或的创新，就需要焕发为人类盗天火的勇气，她既要有下地狱的精神，也要有上绞架的气慨，只有经过这样上下的煎熬，创新才能渐趋成熟。

一

世纪和千年更替的钟声已隐隐传来，人类经历了畜牧——经济——经济，而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在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情势下，创新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是科学技术、人文科学、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

创新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可以包罗万象，、经济、科技、、思维、、产品等等。它们的生命的活力，就在于创新，乃至现代竞争，创新也是在竞争中保持优势（或曰强势）的活水。本文从狭义的意义上讲的创新。中国哲学的创新，必须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第一，创新与政治的关系。中国哲学的创新实是对中国社会在其发展、演变进程中所呈现的新的时代精神的捕捉和把握。新时代精神是一定时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新形势、新转型、新思维的整合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哲学的创新与一定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制度有联系，政治意识形态对哲学创新有影响，但两者亦有异，哲学创新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不仅是政治的体现，而且是社会各层面的升华；同时它是一定时代精神的精华，而不是政治本身。

以往简单地把学术、哲学与政治等同起来，鼓吹学术、哲学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学术、哲学的教学和研究要以《联共（布）党史》和日丹诺夫的《关于哲学研究的讲话》为金科玉律，以哲学为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条路线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阶级基础是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的分野，并各自为其阶级斗争服务等为哲学的党性原则，于是便形成这样一个公式：唯物主义＝辩证法＝代表进步阶级利益；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代表反动阶级利益。到了“文化大革命”，学术、哲学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的服务便发展到登峰造极，哲学史成为“儒法斗争史”，哲学成为政治斗争的玩物。哲学、学术完全丧失了其自身的严肃性、独立性的品格，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堕落到了“四人帮”政治阴谋的污泥浊水之中。这种情境下，根本不能谈创新。“文革”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清算了对中国哲学的政治破坏和极左路线的危害，解放了人们的学术思想，突破了思想禁区，构解了“文革”时期的哲学，才逐渐具备了哲学、学术创新的内外氛围和因缘，改变了满足于解释、宣传经典的心态，曲折地恢复了哲学独立的品格，这就为中国哲学创新营造了条件，开拓了途径。厘清政治与中国哲学、学术的关系，对中国哲学的创新、能否创新至关重要。

第二，创新与定势。创新就要冲决固定的、祖宗的旧法、旧框框、旧教条、旧思维、旧价值观的网罗。定势，简言之即是“祖宗之法不可变”，笃守经典之言，不可越雷池一步。这样长而久之，便渐成人们思想和行为自觉或不自觉的必遵之规，必循之式。一切按老调子唱，按“既定方针”办，因为这样唱和办，最省力、最，既不需要承担责任，也不会犯什么错误，即使出了问题，也与自己无关。于是，做学术、哲学研究和教学，只要守着几本经典，注释疏解，就可以过一辈子安稳的生活。这虽对文化遗产的承传有其意义，但学术、哲学创新，却着实谈不上。　

中国自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元化的文化专制政策以来，经典便获得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威，成为意识形态思维的定势和不可侵犯的圣人之言。春秋战国时代那种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气氛荡然无存。不仅以“疑经”为背道，而且以“破注”为非法，严密地桎梏着思想、学术界。宋代在太祖赵匡胤“佑文”政策下，知识分子挺起脊梁，大破汉唐“传注”，从“舍传求经”到“疑经改经”，松动了思想学术界重重大山，掀起了一股具有清新活力、生气勃勃的潮流。从欧阳修非《系辞》、司马光疑《孟子》、苏轼讥《尚书》等到朱熹以《周易》为卜筮之书、《尚书》为文浩的汇集、《诗》亦载男女之事，剥去了儒家经典、圣人之言的神圣的光环，玉律的权威，一切思维定势、固有教条、价值模式都需要打破重构，于是创新就成为时代的呼唤和诉求，这样宋代便出现了空前的学术、哲学学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举其大者如谦学、新学、蜀学、洛学、关学、道南、湖湘、闽学、象山学、金华、永康、永嘉等学派，各呈异彩，绚丽多姿。　

第三，创新与自由。创新只有不再是政治奴婢和经典奴婢的情境下，才有可能，假如仍然做政治和经典的“驯服工具”，创新何以可能！这就是说，创新需要自由，需要一片任鸟飞的天空，需要一种无拘无束交流对话的气氛，这样才能激活思想的创新灵感，撞起思维的创新火花。否则，创新就意味着离经叛道，超越就蕴涵着不诚不敬，怀疑就意味着思想反动，标新就意味着异端邪说等等。　

哲学是爱智慧之学，智慧在自由土壤中生长、开花、结果。智慧之果一年年成熟掉落，又一年年生成变熟，看似循环往复，实乃不断变异。爱智慧之学亦不断变化，日新而日日新。正因为如此，才构成了的历史长河和中国哲学的历史长河。如果人类三千年来中西哲学只有一种“经”、一个“道”，或各自只有一种“经”、一种“道”，那人类智慧之树早已枯槁，犹如阿里山三千年的神木；那个“经”和“道”亦早已消亡，还有什么历史长河！　

其实，无论是纵观、抑或横观历史和现实，“经”和“道”都是多元、多极、多样的。虽然汉以后，巩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实行“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的、一统思想统治，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便不断呼唤新思维、新观念的诞生，而打破思想观念一统局面，以适应时代的新需要，创造理论思维的新形势、新格局。自由给予哲学从内容到形式，总是迈步在不断创新的途中。　

第四，创新与机遇。创新是指人的生命主体在与其生存状态、生命历程的互动中所激发出的人的能动性、创造性思维和行为的总和。机遇是指人的生命主体在其生存状态和生命历程中一种境遇或际遇。机遇往往把人的生命主体放置在成败利害、吉凶祸福、贫富贵贱、喜怒哀乐的生存状态或生命历程之中，在此相对相关、相斥相辅、相反相成之中，磨炼生命，改造生存状态，完善生命历程，而涌现创新动力，赋诸创新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