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乐山论儒学的现代意义; 前波士顿大学神学(2)

由此，作者认为从儒学的现代意义出发，我们今天应当把《荀子》纳入到儒家的核心经典之中，而与此相应，我们应该认识到，现代儒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在于修正儒家的礼学体系。而“波士顿儒家的一个主要工作重点，即是在儒家之中呼唤礼（ritual propriety）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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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家传统的现代诠释(1)：范畴研究(以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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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陈荣捷先生的介绍，西方人对“仁”的研究开始于1662年，《大学》于这年被译成西文，《中庸》则译于1667年，《论语》译于1687年。这三本书被转译成英文是在1688年，三年后译为法文。《孟子》于1711年被译成拉丁文，“四书”至此开始引起西方人注意。1881年理雅各（James Legge）把四书译为英文版于香港出版。因此西方人研究“仁”已有三百年了（“ Chinese and Western Interpretations of Jen (Humanity),” In J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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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仁”的问题：1953年，Peter A. Boodberg 在《东西方》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些儒学重要概念的语义研究”的重要文章，该文对“君子”、“政”、“德”、“礼”、“仁”、“义”等若干儒学重要概念从词源、词型、文本、语境等方面进行分析，指出了目前西方学者对这些词的译法所存在的问题，同时试图通过人为造词方式在拉丁文中找到对应的译法，颇有新解。他指出，“仁”这个字在西方中有多种不同的译法，其中包括：

benev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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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hearte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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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ect vir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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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e man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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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ru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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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od or Goo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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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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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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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从词源学的角度看，这些译法中只有最后这两个译法符合“仁”的本义，因为humaneness、humanity与“仁”一样，字形之中包含着“人”。“jên仁”字形上“人”加“二”，此“二”传统上解释为“两（个人）”，意指复数，但是作者说它可能指的不是“两个人之间”，而是指“处在人群中的人（man among men）”。因为“二”这个笔划古时常作为重复之义，比如在西周青铜器中“二”常写在“子”后，指“子子”之义。可以设想，“仁”字原来的写法也可能是同样的意思，指“人人”而不是“两个人”，不是复数，而是单数与复数之间的关系。据此，作者建议可把“仁”译成如下一些可能的词汇：

co-humanity,

co-human,

co-humanize [oneself]

即通过在前面加co-词头的方式来反映“仁”所带有的“单数－复数关系”。此外，作者还说，在humanity加co-词头，语义上是指柔顺地接纳他人，以及对于普通人的人性的认可之义。这种含义也与儒学中“仁”的本义与人的特权无关是一致的，这正是颂扬古代一些人从贵族沦为平民（如伯夷、叔齐、泰伯等人）具有“仁”的美德的本义。

陈荣捷先生指出，西方人一开始曾把仁译为“humanitas”（在《孟子》中），理雅各特别区分仁作为一种特殊的美德与作为一种普遍的美德，前者译作benevolence，后者译作perfect virtue, true virtue，the good等。但是这一正确区分遭到了后人的忽略。直到1958年葛瑞汉(A.C. Graham)在《二程兄弟之哲学》中仍把仁译为benevolence。他分析了西方人出于自身的观念以及对宋明新的不了解，而容易忽略儒学“仁”有两种层次上的含义。1938年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在他的译本中把“仁”译作Goodness，并指出《论语》中仁字兼含众德，但同时他又说仁的huamnity含义在《论语》中不存在，他还反对朱熹的解释，拒不接受朱熹将仁视为“心之德，爱之理”的思想。他说在最近10年来，“仁”在西方最普遍的译法是human-heartedness和love，这种译法虽有道理，但是human-heartedness只代表孟子对仁的解释，而忽略了此后的其他解释，human-heartedness仅代表心灵状态，而儒家还强调仁是一种活动。二程指出“爱是情，仁是性”。朱熹也指出仁是爱之理，而不是爱本身。可见把仁译为love也是有问题的。他又指出，如果从整个儒学史来看，最好的译法也许是humanity of humaneness。这样做，我们可以用benevolence作为特殊的美德的仁，而humanity作为一般美德的仁。同时，此字中仁字中所包含的“人”字也保留下来，这样就把儒家仁既是性、也是理的思想包含在内了。他指出，林语堂、Peter Boodberg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杜维明就继承了陈荣捷的这一译法，用humanity来译“仁”，可惜他的一本书Humanity and Self-cultivation在中文中被错译成“人性与自我修养”。

此外，项退结从学的角度出发，批评用humanitas, humanity, Menschlichkeit，benevolence等词汇不足以表达仁所包含的人我关系思想（与Boodberg意同），主张用diathrophy和interpersonality这两个词来翻译“仁”（“Jen Experience and Jen Philosophy,”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vol. xlii, March 1974）。

(2)文本解读与历史分析：1951年Homer H. Dubs在《东》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儒家利他主义思想的发展”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对儒家仁的思想加以批评，认为孔、孟的仁学思想提倡亲亲和爱有差等，导致中国历代帝王任人唯亲和政府腐败，后世儒家学者如韩愈、周敦颐、张载等人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对仁的思想从博爱的角度进行了修正。此后，陈荣捷在《东西方哲学》杂志上发表《儒家仁概念的发展》(1955)，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强烈批评，他在这篇以及其他的文章中专门论及西方学者理解仁的几个片面性，一是由于的基督教传统，以及西方学者对于宋明的不了解，使他们倾向于接受墨子的兼爱说，对“爱有差等”的思想有所曲解；二是严重忽略了儒家的“仁”有两个重要的层面需要区分，一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仁”，它是包容众德的最高德性，相当于perfect virtue；另一个是特殊意义上的“仁”，相当于benevolence，与知、勇等其他德性相并列；三是不了解儒家的“仁”经历了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不能仅仅局限于先秦儒学经典来理解儒家的仁学思想，而必须充分认识后世儒家，特别是宋明新儒家对仁提出大量的新见解。他并在自己的有关论文中对于如何全面、完整、准确解仁作了较详细地阐发。

柯雄文(Antonio S. Cua)在陈荣捷关于仁的两个层面的说法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研究，他试图回答两个问题：如果在孔子那里仁普遍美德与特殊美德这两种含义同时并存的话，我们应当如何来理解这两种含义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在孔子的对话中仁的表述常常不相统一甚至相互矛盾？他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在文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有说服力的探讨，不仅对这两个问题作了颇有新意的回答，而且指出“仁”在《论语》中同时有两种含义，即“作为现实行为的判断原理”与“作为有待实现的理想”，相比之下，孔子的仁主要是作为一种尚未实现的道德理想，而不是判断原理。也正因为如此，决定了儒家学与西方伦理学的不同（“Reflections on the structure of Confucian Ethics”, In Philosophy East & West,vol. 21, no.2, April 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