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开展了当前马克(2)

　　第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思想的研究范式。这可能是许多中老年哲学工作者习惯的、和自身哲学使命感契合的研究范式。他们一方面不能满足于纯粹学院化、学术化的客观知识研究，多少保留着哲学知识不同于经验科学知识的知识等级意识。即使他们知道现代社会已经不能接受知识等级的霸权，知道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形而上学、同一性哲学的指控，他们仍然期望哲学有超出学术意义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能满足于哲学作为一般实践要素的实践哲学理解。他们肯定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大意义，但力求把握马克思本人所占有的哲学史资源，力求在时代生活中把握时代精神，充当文明的活的灵魂。用思想把握时代，用哲学引导和塑造时代精神的宏大抱负，也使这一研究群体超越了学科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本人的哲学史教养，不同程度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的各派现代哲学、乃至实证科学、人文科学和大众心理文化的普遍性动态，都为这一研究范式所关注。他们所从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实际是如德里达和海德格尔所说的“思想”[③]研究，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思想的研究。

　　用思想的形式把握和推动时代的发展，必然要关注和建构时代生活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的寻求和思考主要是这种哲学观和研究范式所关注的。然而，这种哲学思想家的工作方式在今天的时代是否合乎时宜，有无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这种带有传统形而上学哲学观色彩的理性的自信，这种对现时代重大问题的想象和建构，难道不是对形而上学霸权的迷恋和新的形而上学的恐怖吗？

　　二 在“后形而上学时代”我们还能问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吗？

　　经过整个二十世纪对传统哲学的批评，传统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的知识形态已经声名狼藉。即使如哈贝马斯这样被认为仍未完全摆脱形而上学怪影的哲学家，也明确使用“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判断。[④]看来形而上学真的已经“终结”或“完成”了。当代哲学的任务只能像维特根斯坦那样为了取消哲学而研究哲学。但这样的判断也许过于轻率。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有两千年历史的西方形而上学并非是完全同样的货色，也并非是某种单一的思维方式。至少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发表后，已经有知性形而上学或独断论形而上学与理性形而上学的原则区分。西方现代哲学一百多年拒斥形而上学的论证，大都是对知性形而上学的否定，并未动摇理性形而上学的根基。[⑤]问题似乎非常简单：是否有有限的经验对象与无限的超验对象、有限的知性思维规定与无限的理性观念的真实区分？是否存在经验科学的知性思维方式与理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真实区分？像康德、黑格尔所说的世界、灵魂、自由、上帝等理性观念是否与经验科学的基因、电子等概念性质不同？这些观念没有与其相应的经验直观，不能用经验科学的方法做出有限的思维规定。如果用经验科学的方法去规定这些对象，只能是独断论的形而上学。或者承认有无限性的观念，但认为这些无限性的观念只是诗意的想象或单纯的信仰，而不是可以逻辑地思考的对象，那么也没有理性形而上学。现代西方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论证，只是证明了不能用经验科学的方法去规定那些无限的观念，证明了哲学不是经验科学。但这是康德、黑格尔早已明确论证的结论，而并未证明没有一种理性的高级的思维方式可以思辨地解决这些无限性的问题。至于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思辨唯心主义宏大叙事、马克思的“解放叙事”的批判和怀疑，很难说是严格的反驳和论证，而更多地是有些牵强的联想甚至是文学的想象。比如，利奥塔认为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是“死亡哲学”，要对奥斯维辛大屠杀负责。人们都知道，黑格尔强调内在必然性的自由，主张在客观的伦理秩序、法律规范中才有人的真实自由，这使黑格尔哲学具有保守的国家主义倾向。但据此并不能直接逻辑地或事实地推出奥斯维辛的悲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形而上学包括理性形而上学是哲学意识形态，但它并不直接就是政治法律形式的意识形态，更不直接是如纳粹主义这样的具体意识形态。所谓形而上学恐怖一类的指控可能是隐喻的、修辞学的策略，并不具有摧毁理性形而上学的论证力量。

　　我们尚不能轻言进入了“后形而上学时代”。按照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只有现实社会生活不再产生和制造形而上学的无限性观念，只有现实的社会关系不再受抽象的形而上学力量的统治（如资本统治），形而上学才能真正终结。我们的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多了一些形而上学的力量，跨国资本的全球流动，资本主义制度的跨时空的移植，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座架”的逼索，以及文化资本化、市场化运作而生产的大众文化等等，都使我们的现实社会生活受到某种抽象实体的支配，我们生活在从未有过如此强大的形而上学的时代。后现代主义哲学对渗透于几乎是全部社会生活领域的体制性、结构性的同一性的揭示和拆解，不是说我们真的走到了“后形而上学”的时代，而恰恰是说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已经完全统治、规范了我们的生活。经过几十年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拆解、解构、摧毁和炸裂，我们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形而上学似乎并未因之而减弱，至多只是多少改变了一些人的观念，使人们对形而上学多了一些警惕和厌恶。这又一次证明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理性，“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⑥]。仔细思考我们时代的形而上学问题，即使仅从理论上考虑后现代主义的形而上学批判，也有一些疑问需要澄清。如果人本身就有康德所说的自然形而上学倾向，人的意识必然产生超越的无限性观念，那么人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存在。如果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的普遍交往，随之必然产生规范交往的秩序和规则，普遍的、抽象的实体的统治就难以避免。最为重要的是，如果像黑格尔那样理解人的自由，自由不是主观任意，因为主观任意的自由是受人的自然生命情欲支配，因而恰是自然的偶然性，不是自觉自为的自我决定的自由。因此，作为内在必然性亦即人自我发展规律中的自由，一定是在普遍的、客观的规定性中才有真实的存在，自由就是规律和规则。所以，没有为了个体自由而厌恶形而上学普遍性、同一性的理由。如果以上三点都有合理性，那么不仅要在理论形态上区分知性形而上学和理性形而上学，还要在社会现实中区分合理的形而上学同一性和不合理的形而上学暴力，亦即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有好的或坏的形而上学的区分，而不是简单的拒斥一切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