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开展了当前马克(3)

　　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分析和批判比后现代主义哲学更为深刻和全面。马克思既认识到如黑格尔哲学那样的形而上学的思想的由来，即思维极度抽象的结果，一切事物的最高抽象是逻辑范畴，一切运动的最高抽象是抽象形态的运动，从而有纯粹逻辑范畴的运动[⑦]；马克思也指出黑格尔逻辑学形而上学的现实根源即资本的抽象统治；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并未简单抛弃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而是把思辨唯心主义的叙事改造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论学说。人的自由不再是个体精神在逻辑范畴和历史客观规定性中的自觉提升，而是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改变的实践中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同步发展，是幸福和德性现实、现世的统一。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批评马克思“解放叙事”的形而上学，批评马克思的历史必然性的信念，批评马克思改造现实社会的理性规划对自由的威胁，用罗蒂的说法这是“对怀疑的怀疑”[⑧]在我们看来，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确实以一种怀疑主义的解释学颠倒了内在意识形而上学，终结了独立存在的理论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秘密就在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之中，形而上学问题的解决，也只能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活动中创造条件，首先是创造物质生活条件，其次也需要先进分子创造理论和精神条件，最终在历史过程中得到解决。马克思否定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形态，但并未抛弃形而上学的目标和理想，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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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我们对马克思哲学观的理解，马克思哲学可以叫做区别于理论形而上学的实践形而上学，马克思自己的说法是“实践的理论”。马克思哲学的这种特殊的理论性质，使其具有一种内在的张力。一方面，它作为理论的实践，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过程，而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起伏曲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声望和历史命运也在变化。另一方面，它作为实践的理论，也要反思、规划实践的方向和道路，从而具有理论的形态，具有超越现实、构建现实的前提性理论预设和理想性目标。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在活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由于东西方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条件、不同阶段的实践任务各不相同，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不同的致思取向和理论形态。粗略地说，在东方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政党要组织动员人民群众参加革命和建设，就必须强调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给予人民以确信不疑的解放承诺，这就是苏联模式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实践根源。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面对的则是有较高教育和文化素质的群众，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具有文化的先进性，掌握思想文化的领导权，才能吸引和组织人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哲学主体性原则的实践根源。但历史的吊诡是，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争取人民群众的过程中不得不适合人们现实的物质利益要求，从而滑向工联主义、工团主义。而东方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往往背离自己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所突出强调的客观规律和客观性原则，陷入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理想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理论和实践、理想和现实、主观和客观的内在张力，把握住其作为实践形而上学的理论性质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三 哲学思维方式是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

　　对我国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做探索和思考，既表现了一部分哲学工作者对自己研究工作重大社会影响的期待，也表现了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似乎是无处发力的困惑和茫然。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复杂化和社会矛盾乃至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和价值追求的多样化等，是产生哲学研究困惑的现实原因；而现代西方哲学包括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怀疑，是产生疑虑的理论根源。在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语境中，任何重大哲学问题的提问，都有被指控为形而上学同一性的危险。在我们粗略地考察了这些现实的和理论的根源之后，基于对马克思哲学观的理解，可以较有信心地追问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但是，即便我们获得了提问的合法性自信，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仍会有许多不同的看法。

　　在我们看来，关于哲学研究重大问题的不同理解其分歧所在仍是哲学观的问题，这其中十分重要的是如何理解哲学发挥作用的形式和特点，亦即哲学功能实现的问题。按照通常的想法，凡是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解决重大理论和实际困难的哲学问题，就是重大的研究课题。但是，哲学研究和哲学问题的解决是否与经验科学相同，是否能直接解决经验操作层面的问题而直接显示出其理论效果？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毛泽东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但这些形象的说法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物质性的工具一样，拿来就可以使用，甚至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作为认识的工具或思想的武器，必须是内在于认识和思想过程中获得的，是作为黑格尔所说的具体普遍性的概念和原理而获得的，这实际就是对学习者的教化和改造，就是思维方式转变的过程。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认识工具和思想武器，可能比使用这一工具和武器更为艰难，更为重要。

　　马克思哲学作为学院外哲学，其哲学宗旨贴近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固然容易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和理解，但绝不能轻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困难。我们经常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两千年西方哲学史发展的最高成果，这如果不是虚假的赞誉之词，而是真实的理论判断，那就意味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对两千年西方哲学的内在超越，是对所有学院化的理论哲学的创造性地继承，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真正吸取了两千年西方哲学的积极成果。对此，列宁有自觉的意识，他讲“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⑨]，“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⑩]按照我们前文对经验科学和哲学、知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的区分，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大困难是能否进入和建立哲学的思维方式，能否从我们习惯的常识思维、知性思维中挣脱出来，能否坚持用哲学思维方式，在哲学思维的水平上提出和思考问题。

　　哲学思维方式决定了哲学提问的水平和质量。哲学研究的问题不是直接摆放在那里的东西，而是哲学思考所建构的。按照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看法，我们要进入到哲学的发问状态就得进入到自由思考的状态，就得摆脱、悬隔我们通过教养所获得的种种成见，如此才能“孤寂地独立在那里沉思默想”[11]，自由地奠定哲学思考的起点。否则我们就只能从自己的教养所获得的常识、其他学科知识或别人已经提出的问题作为现成的研究问题，而不能创造性地提出问题。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的思考中，很多人主张应从现实出发，提出和关注重大的现实问题研究，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从黑格尔以来，现实已不再是单纯的经验直观，现实是理论和实践构建的现实，是被某种已有理论理解和规定的现实。从现实出发，实际上已是从某种既定理论预设出发，提出某个重大现实问题，必定是基于某种理论框架所理解的重大问题。如果缺少哲学思维方式的自觉，我们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就可能是基于其他学科视野提出的经济学问题、政治学问题、社会学问题，甚至是普通百姓也在思考的社会常识问题，而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