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开展了当前马克

　　内容提要：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开展了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的讨论。人们对重大问题的不同看法，表现了对哲学性质和功能的理解等哲学观的差异，特别是对马克思哲学革命实质的理解的差异。本文认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终结了理论形而上学，但保留了传统哲学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理想，保留了传统哲学超越的形而上学维度。只有进入和保持在哲学思维方式的水平上，才能有哲学意义和性质的重大问题研究，哲学思维方式仍是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

　　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十分关注重大问题的捕捉和凝练，力求通过重大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发挥哲学的功能和作用，重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社会声望。但人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如何捕捉重大问题等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不同，是实践的理论、理论的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重大问题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有的学者则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往哲学优秀成果的结晶，只有继承和吸取全部哲学的精华，才能在哲学水平上理解我们时代的现实，才能准确捕捉我们时代重大的哲学问题。也有学者从“后形而上学”的哲学理解出发，认为寻找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的思路即是“形而上学”，这是一种还原论的宏大叙事的构造，哲学研究有很多问题，不能归约出若干所谓重大问题。仔细思考这些不同的看法，显然对哲学性质、功能等的不同理解的哲学观差异是分歧所在，尤其是对马克思哲学革命实质的理解，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的看法。在这样的意义上，哲学观问题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第一个重大问题。

　　一 不同哲学视野中的哲学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为什么要捕捉、提炼重大问题？是什么情境催逼我们做出这样的发问？在提问背后汇集着哪些焦虑、困惑和茫然？在对提问的前提追究中，我们触及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复杂格局和深层矛盾，触及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希望和期待，感受到变革哲学观念，创造新理论的雄心壮志。但是，哲学根本观念的变革，一种新的思想方向、思想道路的开拓，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说话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创造，终究是历史上少有的时刻。这不仅需要外在于哲学的时代发展，亦即时代现实生活自身的高度主题化，所谓历史的转折关头、生或死的重大抉择的出现；也需要哲学自身的问题积累达到一个限阈，一种哲学思维方式走到了尽头，其弊端和禁锢已充分显露，哲学革命才能到来。我国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社会主义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显露出来。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虽然仍是重大的路线、方向问题，但已不再是生死抉择的唯一问题。民生问题、民主问题、环境问题、文化建设问题等现实问题的多样化，分散了哲学思想的力量，哲学难以聚焦于足以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重大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随着现实问题的多样化而出现碎片化、微观化、分散化的研究局面，而且也出现了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性质的不同理解而多样化的研究范式。至少以下三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规范了三种不同的研究方向或风格。

　　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理论的理解。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是伟大的哲学革命，它不仅是一种新世界观，也是一种新哲学观。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怀疑主义的解释学颠覆了西方近代以来的意识哲学。力求为全部人类生活提供内在意识确定性、明证性的近代西方哲学，自身却是要从人们的存在亦即实际生活过程中得到解释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宣告“独立的哲学”消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的理论和理论的实践成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实践要素，只能内在于实践过程中发挥作用。离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离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就没有独立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按照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所有问题都是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和绩效标准都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效果。着眼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需要，研究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问题，必然触及社会主义建设不同领域的具体问题，如文化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价值问题等。我国学者近些年来分别致力于文化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价值哲学等领域的研究，初步形成了一些有一定影响的部门哲学研究成果。但有两点值得思考。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多年来形成的中心化、主题化、整体性的传统，使研究者难以安于局部的、细节的具体问题研究，宏大的抱负和急切的体系化意识总要构造宏大的理论叙事。一方面，各种部门哲学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各自的研究视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唯一或至少是最重要的研究范式。文化哲学即是关于人作为文化存在的人学，即是一种元哲学。同样，政治哲学转向意味着它是当代哲学的主题，或者是当代哲学的唯一合法话语。在这样的意义上，部门哲学是一种元哲学的自我意识。另一方面，部门哲学以各自的研究视角把社会现实、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问题主题化、归约化，把各自的研究问题视作实践的根本问题。显然，上述哲学观的跃迁和实践问题的归约，都难以有充分的论证。

　　其次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高等教育学科和客观知识体系的理解。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大学的学科体系是工业化生产规范和塑造的，它使大学的教学和研究服从于工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把人才培养规范为生产技能型的人才培养，把大学的知识传授规范为工具理性的知识传授。但也许基于所有文明国家共同具有的文化传承的需要，古老的哲学知识作为非生产性的知识仍存在于大学的学科体系中。可是，大学教育的体制性力量难以关注这种不同知识性质的区分，在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统一模式中，哲学也被不同程度地纳入到客观知识、工具性、生产性知识的管理观念中。大学的哲学教师群体深知哲学的理论性质和功能，必然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抗拒对哲学的生产性、工具性的知识规范，而来自古希腊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理论的学术精神和哲学作为自由学术的哲学理解，成为反对一切外在于哲学的规范要求的最好理由。在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哲学教学和研究中，以纯粹理论的态度，把哲学作为纯粹客观知识传授和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种影响很大的趋向或范式。

　　作为客观知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马克思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写下的著作或文本的集合体。倡导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注意对马克思的手稿、最新版本著作的研究，关注马克思文本中引证、批判的文献和学者的思想研究，直至马克思著作的汉译、不同版本的区别、考证等研究，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十分引人注目的研究趋向。客观地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译介到中国以来，上述文献的翻译、考据等工作一直是很多学者从事的基础性工作，但只是近几年来它才成为一种自觉的带有研究纲领或范式的主张。但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纯粹的、客观的知识体系，以纯粹理论的态度、纯粹学术或学术史的态度加以研究，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①]。理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理论性质，从根本上说不是学院化的知识体系，它的产生、发展和传播从来不仅仅是在大学的学院里发生的学术事件，而是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密切相关的社会运动。用伽达默尔的说法，马克思是学院外的世界观哲学家。[②]我们也可以说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是思想和行动、理论和实践、学术和生活高度统一的存在哲学家。所以，要真正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是文本的解读、学术的研究肯定不够，也可以说马克思的思想在他的文本之外。要理解马克思，需要了解他的实践和生活，需要像马克思那样去实践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