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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纹饰特征
“纹饰(及图案)样式的构成和变化,要比其器皿造型的变化显得丰富和复杂得多” ,夏代陶器当然没有例外,其纹样装饰在形象鲜明的审美造型基础上也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化的审美风貌。以二里头文化陶器纹饰为例,大多以粗或细的绳纹为主,兼具加固器体和增加美观的双重作用;还有一些是素面磨光,或在磨光陶器的表面用陶拍捺印出篮纹、弦纹、方格纹印纹、云雷纹、圆圈纹、以及花瓣纹等多变的纹样,同时还盛行在陶器表面加饰数周附加堆纹,进一步丰富了陶器纹饰的多样性和审美性;另外与玉器、青铜器相比,陶器的可塑性比较强,所以夏代一些陶器上还饰以浅刻的龙纹、蛇纹、鱼纹、蝌蚪形纹、饕餮纹和人像纹等,刻工精细,意蕴深刻,极具时代特征。这些粗放的线条、多变的纹样,无不蕴含着夏代先民在精神上的某种寄托,无不传达着他们朴素而神圣的审美追求。
夏代陶器从功用上来说,主要是为了满足先民的日常生活所需,饮食类陶器占大多数,追求美食和美器的和谐统一自然成为夏人制陶艺术内在的审美追求,陶器纹样的装饰也自然不能绕开这一主题。所以,尽管夏代灰黑色的陶器没有像彩陶那样艳丽、丰富的色彩和整体图案的装饰,但陶工们却能因材施艺,充分挖掘灰陶本身在色泽和纹饰上的审美可能性。他们利用成形过程中轮子的飞速旋转,在造型各异的陶器器表娴熟地刻划出古朴的绳纹、篮纹和具有写实意味的鱼纹、鸟纹以及抽象的几何纹、花纹等。纹饰生成方法的提高,使得这些纹饰与陶器造型的搭配显得更加规整严谨而又充满节奏感和韵律感。装饰纹样一般都饰于陶器的口沿或腹部,如圆腹罐、深腹盆、甑等器的口沿饰以花边装饰。夏代陶工常在陶豆的盘腹上饰以粗细相间的弦纹,而在其高柄足上镂孔,并间或刻划出纤细的菱形纹带和云雷纹,从而使整个陶豆的纹饰组合既极富形式美感,又满足了先民心理上的某种希冀,实现了陶器在造型、纹饰和功用上的高度统一,实现了陶器纹饰风格的审美转型。此外,夏代的一部分饮食类陶器还形成了一些其它的纹样形式。如敛口罐形鼎,其纹饰十分奇特,通体饰绳纹,又饰粗细适度的附加堆纹,构成三组图案完全相同的璎珞状花纹,构图严谨,纹样新颖。还有夏代一陶鼎,其腹部饰以万格纹,三足的外侧有啜印的附加堆纹,其纹饰风格与一般陶鼎的通体篮纹迥异,开始追求美食与美器的和谐性。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同时,夏代也有一部分陶器与很多玉器、青铜器一样,承载着礼仪的功能。其纹饰一方面赋予了陶器外在形式的瑰丽,另一方面又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意味和精神特质,成为夏代先民宗教崇拜和统治权力的象征,这突出地表现为灰陶上的动物纹饰。如新寨二里头一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陶器盖上的“饕餮怪兽纹饰,其饕餮兽面额主体为近方圆形,蒜头形鼻略近心形,长条形鼻梁,上刻四条两行相隔较远的平行阴线,近臣字形纵目,高竖弄弯月眉,夹圆三角形三耳,两腮有鬓至耳附近,吻较长,两侧有双阴线勾带内弯,与中间的嘴构成类嘴之形” ,如此恐怖而神秘的纹样与夏王朝专制统治的权威是相适应的,后来逐渐发展成二里头玉柄形器上的饕餮图案,甚至发展成为早商及其以后青铜容器的主要纹饰。此外,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陶片上还出现了刻划的龙纹,一头双身,头朝下,眼珠硕大外凸,在线刻龙纹的线条内涂有朱砂,眼眶内被染成翠绿色。这件刻龙涂朱的陶器应为祭祀的神物,而非现实的日常生活用具。夏代一透底器的外壁也塑以盘龙形象,龙身刻划菱形纹,底部为雷纹。夏代陶器中龙纹装饰的大量出现充分证实了《列子》所言夏后氏“人面蛇身”、帝孔甲“御龙以登天”的神话传说,以及夏人常以龙为化身和以龙为族徽的社会习俗。
最后,夏代陶器上还有一种特殊的纹饰,即规整的文字刻符。随着原始理性思维的进一步发展,夏代先民日益注重陶器装饰的抽象写意式发展,甚至将某种具象图案转化成定形的刻划符号,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口尊的口沿、肩部上就一共发现有20多种刻划符号和陶纹,其笔画和结构与甲骨文甚为相似。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对自然实物乃至想象动物的简单再现,而开始依据自己的审美感觉对其加以再创造,用简约的线条将其抽象化、定形化。这些文字刻符已经不再只是陶器上简单的装饰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有独体的象形字,而且有复合的会意字,这与后来的甲骨和金文也有着紧密的渊源关系。)就是成型的中国文字,甚至就是极具审美意蕴的中国书法的滥觞。在这些抽象的文字符号中,或许还参杂着先民浓烈的宗教观念,加之那种奔放无羁的个人抽象思维的注入,使先民的记事方式以及巫术、宗教信仰得以象征写意式地实现。“由此可知,我国早期的文字,不仅是作为记录思想和语言的工具,而且很早就当作独特的艺术形式处理的” ,所以夏代陶器上规整的文字刻符,从其诞生起就将感性的形式美和理性的抽象美有效地统一了起来,为陶器装饰艺术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并为后来青铜铭文艺术的出现作了必要的思维铺垫。
三 风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