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关于陶渊明的文艺思想、美学思想(4)
2013-08-14 01:04
导读：：科教论文网毕业论文论文网 ，‘岂不寒与饥’，‘穷有愠见言’，‘岂忘袭轻裘’，‘岂不知其极’，‘岂不实辛苦’，‘所乐非穷通’，‘固为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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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不寒与饥’，‘穷有愠见言’，‘岂忘袭轻裘’，‘岂不知其极’，‘岂不实辛苦’，‘所乐非穷通’，‘固为儿女忧’，七首层层说难堪，然后以坚骨静力胜之，道出安贫中勉强下手工夫，不浪说高话，以故笔能深入，法能喷起。”诗法确实奇绝，7篇或起调陡然醒快，或结语正反跌宕，中间或顿挫往复，每用“岂不”或“岂忘”句式起伏转折，故“法能喷起”，显得更加跌宕奇绝。另外，所咏“贫士”皆为先秦两汉人物，“无论魏晋”，或许与《史记·循吏列传》不取当代亦同一用意，故此组诗亦为咏史之作。
咏史诗既名为发思古之幽情，故最具安全系数，可以不涉异患。而且又能寄托心意，发愤然不平之块垒，所以陶诗咏史多至20多首，亦占其诗1/6，数量与其田园诗比肩。所咏可分三类：一是荆轲、程杵、颜回、秦之三良、屈贾、韩非，大多为有所为而不成的悲剧人物；二是夷齐、箕子、二疏，以及《咏贫士》中的张长公、荣叟、黔娄、袁安、仲长蔚、黄子廉，属于有所不为，亦带悲剧色彩；三是精卫、刑天、夸父等神话人物，以及玄圃、神树仙鸟，与游仙诗相近。
咏史诗中最为著名的是《咏荆轲》，钟嵘语尤其能见出陶渊明“又挟左思风力”一面。咏荆轲诗，始见于建安文学，王粲残诗有“荆轲为燕使，送者盈水滨。缟素易水上，涕泣不可挥”；阮《咏史诗二首》其二“燕丹善勇士，荆轲为上宾。图尽擢匕首，长驱西入秦。素车驾白马，相送易水津。渐离击筑歌，悲声感路人。举坐同咨嗟，叹气若青云。”似亦残篇。王粲、阮?、曹植都有咏三良诗，由所咏的对象相同来看，这些咏史之作，可能都为同时共作，豪宕如曹植当亦有咏荆轲之作，惜其无存。完整者惟左思《咏史》其六，只写酣饮燕市，而易水送别与刺秦一概无言，意在张扬“与世殊伦”、“贱者千钧”的布衣精神，带有蔑视权贵的批判锋芒，激昂慷慨的风格与王粲、阮?的悲愤近似，却与士为知己死的悲壮异趣。陶作前半近于王、阮，整体主旨反而疏离于左思的主题，遗憾“奇功遂不成”，但“且有身后名”，而且“千载有余情”，明清论者多以为渊明目击晋宋禅代，此诗深有寄托，“别有心事”，不便明言。今人多视为泛咏，与时事无涉。无论怎么说，此诗绝与平淡自然无涉。就连说过“渊明诗平淡”的朱熹，亦言：“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这两条在《朱子语类》卷140中前后比邻相连，反映了陶诗接受史上先后异论带有普遍性规律。合观似言：“平淡”只是陶诗外相，本相则为“豪放”，这种内外悖论的风格，只是不容易觉察罢了。故前辈学者有云：“人皆赏其冲淡，而陶之精神实不在冲淡，自冲淡学陶者多貌似而神非。”［5］105?又云：“陶诗不是滞水而是暗潮，表面象是平静，实质内容是动荡的，充满了英气。‘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稼轩词），虽躬耕而天下大局在其胸矣。《咏荆轲》的写作，流露出的热情可看出他不忘情社会。……对黑暗现实的不满通过对英雄的颂赞表现出来。”［5］158?陶诗审美主要趋向，确实存在表面与实质的矛盾，即淡与奇的矛盾，而且融化得让人“不觉”，就委实显得更加奇异，这在其他咏史诗就更显示出这种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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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首被公认为“金刚怒目”的《读山海经》其十，宋人就说过：“末句云：‘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何预干戚之猛耶？”［6］656?今人据此甚至说：“陶渊明所表现的不是什么‘金刚怒目’式愤怒，也无意歌颂精卫、刑天的不屈精神，这是一首吟咏超然处世的达观之诗。”［7］17?对此且不论是否让人心悦诚服，陶诗的表层常常披上一领“平淡的外衣”，甚或悠闲的套装，也确实时时带有淡化的作用，而且常置于篇末，这也正是古往今来的论者大多认为“平淡”的缘由。然而这种淡化是否就消释了动荡的“实质内容”呢？答案应当是否定的。此诗末二句的喟叹，表达的遗憾，并不轻松。失望的沉重，正见出期望的强烈，不正是用淡化的方式侧面强化“猛志固常在”的实质。
至于陶渊明的咏怀诗，外淡内奇的审美特征显得较为微妙复杂：或奇彩呈露，或淡与奇分裂而成两橛，或乍看散缓，熟视骨力内充，却有奇趣；或乍伏复起，抑扬跌宕。或如《东坡题跋》卷1所言：“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如《荣木》前两章，一曰“人生若寄，憔悴有时”，一曰“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而后两章，一曰“徂年既流，业不增旧”，一曰“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一、三章说得神沮气索，二、四章却豪气顿起，痛自猛厉，前后如黄文焕语“四章互相翻洗”，前后两章各自为因果，前者气索实则是为后者气起的铺垫。因此，“这绝非闲逸平淡隐士颓唐之作，而是壮心不已英气奋发的。”［6］159?这诗每两章之间是矛盾的，也是融合的，属于萧统所说的“跌宕昭章”“抑扬爽朗”的特征。
陶之咏怀诗有时很特殊，有些诗前后分成两部分，内容与情感又截然相反，孰轻孰重，孰主孰宾，分辨起来并不容易。主体内容尚不确定，其审美特征乍看亦难捉摸。著名的组诗《杂诗》多数即这样。第一首裂痕尤为显眼。前八句一意，说人生无常，应当“得欢当作乐”，及时行乐之意显明。接着却言：“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及时奋进意与上决然相左。诗的主意似游移不定，或认为“谓人当及时行乐”（清人马?语），或谓此与后6篇“皆是‘岁月不待人’意”（清人蒋薰语），或觉其中“忧中有乐，乐中有忧”（清邱嘉穗语），见仁见智，很难捉摸。这诗前一部分可作为酒店的广告，后一部分可张挂于书屋励人勤勉，二者关系散缓，重心不易看出。东晋南朝诗每多两截结构 ，陶诗亦不例外，田园、咏怀诸作此类尤多。此首裂痕尤巨，细加按寻，再观《杂诗》以下它作，所谓“及时勉励”恐非“行乐”聚饮。黄文焕《陶诗析义》卷4谓除第8首叹贫，“余则慨叹老大，屡复不休，悲愤等于《楚辞》。”所言大致不差。陶诗一首诗中议论与议论取意互不相同，或议论与写景之间，都或多或少有些“散缓”或“疏离”，主要原因是作者在表层意义追求“淡化”效果，这种“淡化”起着“防护色”的作用，有意与中心拉开一段距离，形成特殊的“审美距离”。“采菊东篱”与“刑天舞干戚”等名作，多属此类。陶诗在阅读上往往形成误读的原因，亦在于此。《杂诗》其二前大半写素月秋风中的寂寞，后则言：“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由此可见前首“及时当勉励”者，或许基于“有志不获骋”。这些话确实有“非豪杰之士不能为此言”之感，距平淡静穆则不以道理计。其五亦为两截，前忆少壮猛志，后言虽无成而仍欲有为：“前涂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说得“沉着痛快”（何焯语），亦非不了汉语。其八写躬耕带来的贫困。结末四句则呈“分裂”：既言“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是何等牢骚不平！但结末又曰：“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却又何等达观解脱，这种自嘲自解，似乎释愤心于散淡，实则与李白“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同旨，只是加上末二句，著意减少些火气，这才显得和婉而“平淡”了。总之作于知命之年已过的前八首，如前人言，有“晋时人质语”（陈祚明语）——“正尔不复得”（其八），有“霸气语”（王夫之语）——“挥杯劝孤影”（其二），有“险语”（何焯语）——“素标插人头”，有“寻常语说得如此警透”（温汝能语）——“值欢无复娱”（其五），还有“豪杰语”，以及壮语、悲语，“沉着痛切”语（郑文焯谓其六），当然还有平淡语，但总体语意精警，促人深省，荡动人思潮，绝没有“静”感与“平淡”的意味。黄文焕谓这组诗：“肠太热，意太壮，故入世多恨。使从少之时，专意颐养，不问世事，脏腑之间，别是一副心理，又何处可着许多忧愁哉？”所以他认为“悲愤等于《楚辞》”。正因有如许心事，回味人生，故情感与语言极具动荡变化，结构“跌宕昭章”，措词“抑扬爽朗”，而主题其所以并不那么“爽朗”，盖因愁绪万端，回顾人生如尘、盛年不再，大有不知从何说起之概。特别是在主意已定，再加“淡化处理”所致，这正是陶诗屡用的看家本领。总之由此看陶公，并不那么平淡，也不那么旷达。这组诗非闲逸、恬静、心如止水，而是壮心不灭、愤气时发。动荡的壮志和宁静隐居是矛盾的，何况他的隐居本来就负气带性，看透了官场的黑暗！这种矛盾伴随了他的后半生。他的不少诗就在这种苦涩或者有时震荡的矛盾中滋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