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宗白华美学与中国哲学精神特别是老庄(4)
2013-09-06 01:12
导读：如何于现象中见证本体？禅宗强调了直觉顿悟的功夫，而顿悟即在心源，方寸之间妙悟本体。 以心感物，是禅宗思想的一大特点。禅学重视“心”的作用
如何于现象中见证本体？禅宗强调了直觉顿悟的功夫，而顿悟即在心源，方寸之间妙悟本体。
以心感物，是禅宗思想的一大特点。禅学重视“心”的作用，对中国美学在唐以后更加重视主体心灵产生极大的影响。禅宗所谓“一默如雷”，主张从沉默处倾听震耳雷鸣，就是靠心的力量，以心听声。“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于心”，审美感受不仅仅用感官去直觉感受，更重要的是用心去感受。当感官知觉伴随着理性、精神时，主体才能在他的感觉直觉中“自得其得”，“自适其适”。自然无限空静深广，意境悠远虚静，只要用心去倾听，就能进入超知性、超功利的精神境界。
由于禅宗重视心源，倡导妙悟，对中国艺术精神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禅学发展史看，“妙悟”的概念最早是由后秦僧肇在《般若无名论》中提出，他说“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后至唐李嗣真与张彦远在其画论、宋严羽在其诗论中都标举“妙悟”理论，遂使“妙悟”成为中国美学的重要范畴。
在宗白华看来，“妙悟”既是一种审美体验方式，也是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宗白华说:
艺术家经过“写实”、“传神”到“妙悟”境内，由于妙悟，他们“透过鸿濛之理，堪留百代之奇”。[1]（366）
禅宗主张“在日常生活中，在活泼泼的生命中，在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中，去体验那无限的、永恒的、空寂的宇宙本体”，即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禅宗于现象见本体的认识论与中国艺术思维有相通之处。禅宗的这种思想进入审美领域后，“就启示和推动艺术家去追求对形而上的本体的体验。这就是‘妙悟’、‘禅悟’”，体悟到的是“永恒的宇宙本体，是形而上的‘意’。”[16](109)艺术家以妙悟之审美心胸，从有限进入无限，自微尘中见大千，从而体悟时间、空间、自然、宇宙、人生的无限意蕴。这就是妙悟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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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禅宗“境界”、“顿悟”理论的启发之下，自唐代以后， “意境”术语开始出现，随着宋元时期山水画的发展步入高峰，“意境”说遂成为中国艺术理论最重要的美学成果。宗白华认为意境理论的一个重要源头是禅境，他说：中国自六朝以来，艺术的理想境界就是“澄怀观道”，“在拈花微笑里领悟色相中微妙至深的禅境”。中国艺术境界就是“鸟鸣珠箔，群花自落”的“超圆觉”之境，[1]（363）生命超越，境界圆融。在宗白华看来，中国美学中，艺境如禅境，禅境乃是最高的艺术境界。
禅宗将禅境分三个阶段来说明：第一境（未参禅时）“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主客对立，主体以理智看山水，所以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第二境（参禅后）“空山无人，水流花开”，主客互动，心物交融，对象被主体情意同化，对象在主体的感知中变异，因此见山非山，见水非水；第三境“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万古”表时间之永恒，“长空”表空间之无限，“万古长空”这一超越时空的本体，在瞬间的“一朝风月”之中证得。刹那即终古，从有限进入无限。 [16]（19）这三层境界，第一层次是审美感知，心灵对印象的直接反映；第二层次是审美感兴，心物交流；第三层次是“妙悟”的境界，乃为最高的灵境。
禅境就是在“唯心”顿悟中到达对现象的超越，是心与物在最高层面的统一。受禅境理论的影响，宗白华说:“艺术意境不是一个单层的平面的自然的再现，而是一个境界层深的创构。从直观感相的描写，活跃生命的传达，到最高灵境的启示，可以有三层次。”[1]（362）这三层次，他又称之为“写实（或写生）的境界、传神的境界和妙悟的境界”。[1]（382）在他看来，“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义后体认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境界与艺术境界。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1]（364）禅境就是最高灵境的启示，就是妙悟的艺术境界。在禅境中，鸟飞叶落、云飞水流，都是禅悟的对象，都是圆融自在、和谐空灵的真如境界。李泽厚所说：“在禅宗公案中，用以比喻、暗示、寓意的种种自然事物及其情感内蕴，就并非都是枯冷、衰颓、寂灭的东西，相反，经常倒是花开草长，鸢飞鱼跃，活泼而富有生命的对象。”[17]（374）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禅境中体悟到的是活泼灿烂的生命精神。所谓“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王维《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这是一种与生命、历史和宇宙相关的最高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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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宗白华“生命—艺境美学”之建构
宗白华美学与中国哲学精神有深厚的血脉渊源。建筑在中国古典哲学与传统艺术思想基石之上的宗白华美学，就是“生命——艺境美学”。③
在《看了罗丹雕刻以后》（1921）中，宗白华就强调了自然和艺术的生命活力，他说：“一切有机生命皆凭借物质扶摇而入于精神的美。大自然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活力，推动无生界以入于有机界，从有机界以至于最高的生命、理性、情绪、感觉。这个活力是一切生命的源泉，也是一切‘美’的源泉。”[11]（310）到了晚年，宗先生回归本土文化和艺术传统，在《我与艺术》（1983）文中说：“作为中国的欣赏者，不能没有民族文化的根基……我在欧洲求学时，曾把达·芬奇和罗丹等的艺术当作最崇拜的诗。可后来还是更喜欢把玩我们民族艺术的珍品。”[2]（615）从对罗丹艺术的生命活力的热情赞美，到对中国古典艺术的生命精神的皈依，这个过程宗白华走了整整62年，尽管他对中西文艺的生命意蕴的阐释前后有变化，但生命本体的美学建构却始终未变。正如李泽厚所说：
这样一种对生命活力的倾慕赞美，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情思，从早年到暮岁，宗先生独特地一直保持了下来，并构成了宗先生这些美学篇章中的鲜明特色……宗先生……再三强调的中国美学以生意盎然的气韵、活力为主。[18]（3—4）
从儒释道思想的融通性来看，宗白华认为：中国整个古典哲学均是“于形下之器，体会其形上之道。于‘文章’显示‘性与天道’。故哲学不欲与宗教艺术（六艺）分道破裂……道与人生不离，以全整之人生及人格情趣体‘道’。《易》云：‘圣人以神道设教’，其‘神道’即‘形上学’上之最高原理，并非人格化、偶像化、迷信化之神。其神……为观天象、察地理时发现‘好万物而为言之’‘生生宇宙’之原理！中国哲学终结于‘神化的宇宙’”。[11]（586）宗白华认为，以《周易》为首，可以看出中国哲学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生命哲学。宗白华在1919年《读柏格森“创化论”杂感》一文中提出的“创造进化的意志”（即生命意志），晚年他仍然说中国的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是“反映生命的艺术”，[2]（612）在《我与艺术》中，宗白华深情追忆少年情怀，说“那象征着世界核生命的大海，哺育了我生命里最富于诗境的一段时光”。[2]（615）宗白华美学生命本体论的建构当始于1920年代，从接受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开始，到回归中国的生命哲学，生命本体的哲学精神贯穿他的哲学与美学活动的全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