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 ; ; ;20世纪的上演到了最后一幕，全球化终(3)
2013-09-30 02:31
导读：; ; ; ;汪晖在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之中解构了这一对矛盾。《个人观念的起源与中国的现代认同》一文认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个人观念是作为所有普遍性
; ; ; ;汪晖在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之中解构了这一对矛盾。《个人观念的起源与中国的现代认同》一文认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个人观念是作为所有普遍性概念――如’公理’、’国家’、’团体’，等等――的对立物来界定自己的，然而，如果我们把个人观念置于近代中国的语境中来观察它的起源和运用，我们会发现，这种对人的自主性、独自性和唯一性的强调恰恰以那些普遍性观念所要解决的为其目标。"（12）换言之，个人的解放乃是群体、社会和国家真正解放的条件之一。民族国家是个人背后的更为基本的单位。所以，刘禾断言："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13）五四新文学之中，民族国家的强盛之梦时常潜入；三四十年代，因为抗议异族的入侵，文学对于国家话语的表述空前强烈。表面上，救亡图存呼号遮盖了个性解放的声音，更为深刻的意义上，二者是一致的。这时，启蒙主义话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意识和被压迫民族的屈辱与抗争获得了某种历史性的统一。
; ; ; ;可以预料的是，民族国家充当了最为深刻的基本单位之后，第三世界的国家已经无法逃离现代性的叙事逻辑。为了保持维护民族国家的国防军事力量，某种竞争性的进程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吉登斯说过："军事工业化是一个与民族－国家兴起相伴的关键过程，也正是它型构了民族－国家体系的轮廓。"（14）如果弱小的民族国家企图保持独特的地域――即使只是企图阻止侵略，它们也必须拥有足以与对方抗衡的实力。国际关系之中的实力原则很大程度地规约了人们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这个意义上，现代性话语几乎是一个必然的选择――现代性话语显然包含了国富民强的许诺。人们在这里察觉到一个悖论：全球化的结构之中，如果"地域"或者"第三世界"有能力表示某种地缘政治的意愿，那么，它们就不得不在某些方面遵从和融入第一世界的逻辑。中国近代史上，"以夷攻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案以及对于"船坚炮利"的向往无不证实了这种悖论。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 ; ; ;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充当了最为深刻的基本单位之后，围绕国家机器产生的权力机构得到了名正言顺的扩张――这种扩张在许多时候可能以牺牲个人权利为代价。这是一种可悲同时又常见的异化。如果说政治学或者社会学时常与民族国家保持相近的立场，那么，文学切肤地感受到了这种异化。主编"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时候，谢冕清晰地察觉到这种异化如何日复一日地沉重。谢冕在《总序》之中指出：
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悲哀是中国百年文学的大背景。这决定中国文学不得不拒绝游戏、放逐抒情而表达怒吼与哀痛。危亡时势之中的文学充当了疗救社会的药方，"在从改造社会到改造国民性中起到直接的作用。"这带来了一个必然的后果：
; ; ; ;……文学的目的在别处。这种观念到后来演绎为"政治标准第一，标准第二"就起了重大的变化。而对于文学的教化作用不断强调的结果，在革命情绪高涨的年代往往就从强调"第一"转化为"唯一"。"政治唯一"的文学主张在中国是的确存在过的，这就产生了我们认知的积极性的反面――即消极的一面。不断强调文学为现实的政治或中心运动服务的结果，是以忽视或抛弃它的审美为代价的：文学变成了急功近利而且相当轻忽它的艺术表现的随意行为。（15）
; ; ; ;按照谢冕的考察，这种文学表现出三个基本特征："一、尊群体而斥个性；二、重功利而轻审美；三、扬理念而抑性情。"显而易见，这不仅是文学经验的描述，这无宁说是意识形态的总体特征。所有的个性都在民族国家至上的原则之下消声匿迹。这个意义上，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的确重申了个性解放的主题。启蒙话语制造的乐观气氛之中，"主体"成为一个众人景仰的概念。如果说，文学的运行通常与社会制造的语境息息相关，那么，自由经济与市场是八十年代文学为自己设计的理想环境。至少在那时，"市场"概念背后的一系列社会关系还未真实地浮现，资本、竞争、垄断、支配与被支配、失业、经济危机、拜金主义――这些市场的派生物还暂时冻结在某些陈旧的体系之中，换言之，八十年代话语空间的"市场"概念更多地表述了"解放"的涵义：市场意味了脱离权力关系的束缚，个体在市场所创造的空间自由地翱翔。许多人不是对这种自由渴慕己久了吗？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 ; ; ;市场神话的破灭是在市场逐渐成为日益迫近的现实之后。进入九十年代，市场不再是一张理论地图，市场即是人们伸手可触的社会环境。这时人们才清醒地意识到，市场并非浪漫想象的产物。首先，市场对于创造性以及坚韧、精明、实际操作能力的苛求远远超出人们的估计；另一方面，市场的激烈竞争制造了大批的失败者――其中包括某个行业的失败而导致的大幅度裁员。不论人们是否认可市场的游戏规则，这已经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市场给予个性的自由十分有限。市场包含了另一种权力关系，只不过这种权力的象征从某些机构转向了资本。某些时候，市场的权力关系以及产生的利润可能得到民族国家的认可与分享――前者并未形成瓦解后者的威胁。如同德里克观察到的那样，一些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并没有对跨国资本表示敌意，相反，它们更乐于为全球主义的来临提供方便。（16）这个意义上，詹姆逊的"民族寓言"已经变调；人们不得不继续追问：第三世界内部，谁是批判理论的主体？ 四
; ; ; ;不言而喻，全球化的语境之中，文化认同是一个至为重要的。许多人心存疑虑：跨国市场的前锋过后，接踵而来的是不是民族文化的危机――是不是所有的民族文化都要穿上统一的制服？许多时候，文化认同不可避免地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一个成员的日常社交仅仅数百人，他有什么理由想象自己可能与数亿从未谋面的社会成员组成一个民族共同体？这时，民族文化乃是这种想象的基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神话传说和共同的风俗、服饰、饮食、建筑――总之，共同的文化传统成为一个民族的粘合剂。吉登斯认为，民族国家"这个统一体不可能纯粹是行政性的，因为它所包含的协调活动预设了文化同质性的因素。"他甚至描述了某些文化与民族主义相互联系的基本策略："民族主义理念都倾向于把’故土’的概念（就是说领土权的概念）与起源神话联系在一起，就是说，赋予那种被认为是这些理念载体的共同体以文化的自主性。"（17）进入全球化，文化之中的民族涵义日益彰显。这无疑是对异族文化的压力进行抵抗；更为深刻的意义上，这时常表现为国家主权的象征性发言。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 ; ;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这种表彰民族的文化主题表示赞同。民族主义之中的狭隘、保守以及某种危险的狂热令人担忧。因此，一些家更多地呼吁：跨越民族的边界，奉行世界主义――例如杜威·佛克马。佛克马提倡的是一种"新世界主义"。在他那里，"新世界主义"来自一个基本的假定："在所有文化中，在所有文化成规系统中，我们至少可以假设一种一切文化都共有的成规。"（18）――佛克马以文学为例论证了多民族谋求共识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