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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否定时间的价值
在基督教中,时间的意义是非凡的。无论是上帝创世,还是基督诞生,或者末日审判,这些特定的时间都被赋予了特定的意义。上帝创世,从此有了时间和空间,有了世界万物。基督诞生在恺撒·奥古斯都统治期间,这一日常看似平常的时间,却是上帝挑选的“时间完满”[4]的特殊时刻,“一俟时机成熟,即付诸实施。”[5]所以公元纪元要从基督诞生算起。基督被钉上十字架时宣称“我的时间即将到来”[6],正是充分意识到并肯定了时间的价值。末日审判的意义更是非同反响,上帝的存在正是因为有了时间终结的末日审判而凸现出其重要性、神圣感和独一无二性。时间是如此的权威,以至于没有它,任何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都变得不可能,时间赋予所有这些事情以意义和方向,没有时间,上帝的权威和意义都不可想象。
相对基督的意义重大的诞生——基督降临意味着上帝派来了使者,人通过他可以达到上帝,基督的诞生是整个人类获救的全部希望所在——来说,佛陀的出世要平淡得多(虽然两者都有时间性),没有更多非凡的意义,当然围绕着其出生也有一些动听的传说,但释迦依然是一个平常的王子,只比常人略多一些忧郁的气质。他像所有平常人一样反思和探索,孜孜不倦的追求最高的幸福和终极解脱,最后得以彻悟成佛。佛陀的死也是平常的“老死”,是他独自走向寂灭,而不像基督的死意味着代人类赎罪。《长阿含经·游行经》中记载了佛陀的最后时光,佛对众弟子说:“‘如来不久,是后三月当般涅槃’。诸比丘闻此语已,皆悉愕然殒绝迷荒,自投于地举声大呼曰:‘一何驰哉!佛取灭度。一何痛哉!世间眼灭。’……佛告诸比丘曰:汝等且止,勿怀忧悲。天地人物无生不终,欲使有为不变易者,无有是处。我亦先说,恩爱无常,合会有离,身非己有,命不久存。”最后还念了个偈颂说:“我今自在,到安隐处”、“吾年老矣,余命无几,所作已办,今当舍寿。”“若于我法,无放逸者,能灭苦本,尽生老死。”完全就是一个达观者的临终时刻,很日常化。而且说清楚了,自己是老死的,而且别的比丘依他的法行事,也能“尽生老死”,可见佛陀只是凡人的一个榜样,任何一个人只要像他那样就能成佛。他既不像基督那样创造用一张饼喂饱很多人的奇迹,也不代表任何比人更高的神,佛只是先行者。
佛教否定时间价值的一个表现就在于,他们并不十分强调某一非常特别时刻,不认为这一时刻和那一时刻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一样的意义,时间永远都是一样的。人在此时或者彼时彻悟,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佛教并不强调涅槃那一天或那一时刻的重要性和神圣感。时间中的一切事物都是平等的,都不可能被单独挑选出来作为特殊的关键时刻赋予不一样的历史意义,如同基督教徒对待基督诞生的时刻那样。
这一对时间的态度在现实中多有表示,除了上述的佛陀生死的平淡外还有别的证明。首先,佛教的几个重要节日,如盂兰盆会、无遮会等,远不如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那样隆重,即使在佛教被定为国教的阿育王统治时期也是这样,《法苑珠林》卷62引《净土盂兰盆经》说,当时国王们只是“各造种种宝盆盛以饮食,献佛及僧”,再没有更进一步的描述了。其次,佛诞日根本就没有统一,北传佛教系统中有的定为腊月八日,也有的是2月8日或4月8日,南传佛教及藏传佛教则在4月15日。佛成道日的具体日期同样存在分歧,有2月8日、3月8日、3月15日、12月8日等多种说法,如此重大的日子,却存在如此巨大的分歧,这样的事情除非发生在一个时间感淡漠的宗教中,否则是不可思议的。
基督徒从来不认为时间的进程只是漫无目的的、无动于衷的、均匀、机械、僵硬和冷漠的延展或流逝,恰恰相反,时间的进展和运动有其内在节律,它使信仰得到确证,希望的以产生,这种希望又将时间中的某些事件(如审判)转变为充满意义的期待。[7]
正是因为期待,基督教有着很多重要的“圣日”,比如安息日(Sabbath),福音书作者声称耶稣在这一天复活,根据《创世记》的宇宙起源说法,安息日是头一天,是神创造了光的那一天,光和暗从此分开,耶稣复活也有这一重意思,所以安息日就成了基督徒聚会,举行圣餐仪式、分面包和酒(分别代表基督的肉和血)的日子。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的安息日被希伯来世界的基督徒们称为主日(dominica),作为最卓越的基督教日期,永久的成为每周的开端。从君士坦丁和平时期开始的,那一天就成为既定休息日,为了表示对耶稣的崇敬,人们停止一切工作,这一传统延续至今。另外,复活节前的一周,作为纪念基督遇难和复活的日子,被称为圣周(Holy Week),天主教、新教和英国的圣公会在三月昼夜平分时(约在3月21日)后的礼拜日庆祝耶稣复活。无论是将基督诞生作为公元纪年的开始,还是将感恩的主日定为休息日、礼拜天、一周的开始,基督教对特殊时间的特别强调在事实上了整个世界。而圣诞节已经成为整个西方世界最重要的节日,影响也是巨大的。
但佛教从来没有特别强调某个不一样的时刻或日子。对佛教徒来说,循环的时间是“没有用”的,没有意义的,他们对时间的态度是冷漠的,甚至敌意的,佛教徒们关心的始终是时间之外的东西,而恰恰是时间——人类的时间性,人只能占有有限的时间,人会死的事实——阻止了他们接近那无限的、终极的、没有时间性的东西。在基督教中,如果没有时间,一切将变得没有意义,而佛教恰恰以为这才是最大的意义,没有时间才是真正的永恒和无限,因为佛教徒认为永恒——并不是像基督教徒以为的那样,永恒就是无限的时间——和时间是对立的。基督教的历史是有意义的,而佛教不。如果历史没有意义,那么,构成历史的时间本身又有什么意义可言呢?所以,在佛教中,时间的全部价值都被消解掉了,因为时间是循环的,生命是周而复始的,而且每一轮生命都是痛苦的,所以,真正的解脱不可能在时间之内得到,即使神不灭,也只是在不同的生命形式之间转化和轮回,未来依然是非超越的、没有希望的,这不可能是根本的解脱办法。如果说时间是循环的,那么在时间中是无法实现对时间的超越的,只有将时间转化为空间,从有时间的“此处”过渡到没有时间的“彼处”,才能获得真正的超越和解脱。前面说佛教徒将时间想象为环形,套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如环无端”,那么,他们的理想就是“的其环中”。围着无端的环绕圈圈是没有出路的,只有跳出环形无穷无尽的轮回循环,站在环的中间,才能超然于环外。时间只是让人在其中受生老病死之苦的“场所”,它本身没有价值。时间不是一个积极的东西,也不能给人任何有利的东西,它的全部存在都是为了消解听人的追求和美好理想。无门和尚有个著名的颂,很能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