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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贺麟作为现代新儒学八大家之一，其哲学(2)

2013-10-24 01:09
　　对于此种法治类型的优点，贺麟引用诸葛亮《出师表》中有几句名语来说明：“陟罚藏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他认为这几句话“尤其是代表道德的法治最精要的宣言”。“一方面信赏罚，严纪律，兼有申韩之长，一方面要去偏私。以求达到公平开明的政治。其有为国为民的忠忱，而无急功好利的野心。”他还引用陈寿的话：“诸葛亮之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利。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词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刑政虽峻而无怨，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指出这几句话可谓道出了诸葛式法治的特点，充满了儒者的仁德，与申韩之术，根本不同，绝不可混为一谈。贺麟对诸葛亮的儒者胸怀和道德修养大加赞赏，云：“至于他宁静淡泊，‘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风度，更与那以才智干时君而猎取功名富贵的名法之士根本殊科。宋儒称诸葛孔明有儒者气象，观此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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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麟先生指出，欲实行诸葛式的法治须具下列二条件：一，人民知识程度尚低，不能实行普遍民主。二，政府贤明，有德高望重、识远谋深的政治领袖，以执行教育、训练、组织民众之责。这两个条件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社会法治情形的折射。在中国古代，一方面是人民知识程度低，人民愚昧；另一方面，则是作君作师的圣人帝王即所谓“德高望重、识远谋深的政治领袖”。其实仔细玩味中国古代的社会历史，法治的优劣不正是依帝王是否“德高望重、识远谋深”为转移吗?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是法治清明的时代的榜样，而处于帝王昏虐的时代，是决不会见到道德的法治的。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3、近代民主式的法治，亦即基于学术的法治。对于此种类型法治的产生条件，贺麟说，“此类型的法治之产生，可以说是由于文化学术的提高、政治教育的普及、自由思想的发达、人民个性的伸展。亦可以说是前一类型诸葛式的法治之自上而下、教导民德、启迪民智之应有的发展和必然的产物。”可见它的产生有四个方面的条件：第一，文化学术的提高；第二，政治教育的普及；第三，自由思想的发达；第四，人民个性的伸展。核心条件是第—个条件，即文化学术的提高。并且，要有前—类型诸葛式法治为基础。
　　此类型法治的原则，“乃是自下而上，以‘人民自己立法，自己遵守’为原则。政府非教育人民的导师，而是执行人民意志的公仆。人民既是政府训练出来的健全公民，故政府亦自愿限制其权限，归还政权给人民。政府既是人民公共选出来的代理者，人民相信政府，亦自愿赋予政府充分权力，俾内政外交许多兴革的事业，可以有效率的进行无阻。”“在此类型的法治之下，一件重要法案的成立，都是经过学者专家的精密研究，然后提出于人民代议机关，质问解释，反复辩争，正式通过后方可有效。有时一件旧法令的取消，或新法令的建立，每每经过在野的政治家或改革家多年的奔走呼号，国内舆论的鼓吹响应，和许多公民的一再联名请愿，甚或流血斗争，方告成功。象这种审慎的经过学术的研讨，道德的奋斗，方艰难缔造而成的法律，乃是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所托命的契约，公共幸福的神圣保障。得之难，失之自不易。象这样的法律，人民当然自愿竭尽忠诚以服从之，牺牲一切以爱护之。因为服从法律即是尊重自己的自由，爱护法律即是维持自己的权利。”因为人民自己立法，所以人民乐于遵守。法律、学术与自由得到完美的统一。显然，这是对西方近代民主法治社会的写照。尽管贺麟是在概括描画西方近代民主法治社会的大致情形，但是，溢美之词是不能掩饰的。这反映了贺麟先生既眷恋诸葛式的法治，又以西方近代民主法治社会为根本向往目标的复杂心情。
　　
　　三、诸种法治类型演进的规律
　　
　　贺麟指出，“每一类型的法治各自成一整套。为政者须切戒将各类型错乱混杂。”每一类型的法治各须具备一套相应的条件，这对意欲实行某一类型法治的主体来说是首先应该了解清楚的。否则，在实行法治的过程中就会张冠李戴，犯下种种错误。
　　三种类型法治的演进是有一定的规律的，“由申韩式的基于功利的法治，进展为诸葛式的基于道德的法治，再由道德的法治进展为基于学术的民主式的法治，乃法治之发展必然的阶段，理则上不容许颠倒。所以为政者切戒开倒车或倒行逆施。”他举宋代改革家王安石做例，“譬如王安石以学问文章及政治家风范论，皆可比拟诸葛，但他推行新法的手段，和他图近功速效的迫切，却又杂采申韩之术。所以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就可为将第一、第二类型的法则夹杂错乱的鉴戒。”“又如日本明治维新，本因采取第二类型的法则。开明专制，卓著成效。但日本却始终未走上第三类型的民主式的法治之路。而近年来军阀专政，摧残仅有一线的民主式的法治，反而倒退到申韩式的法治厉行严刑峻罚，剥削人民的苛政，以求贯彻武力的征服。象日本以及其他法西斯国家这种违反法治进展的自然程序，向后开倒车的措施，终将归于失败。自在切戒之列。”早在日本大举进攻中国，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战的1938年，贺麟就根据其法治三类型不能混杂错乱的原理，预言日本及其它法西斯国家终将归于失败，这恐怕不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巧合，也透露出贺麟的法治类型说具有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因素。
　　
　　四、对当时中国法治建设的期望
　　
　　讨论了法治类型的理论之后，贺麟发表了他对于当时中国法治建设的总的期望，“就中国现在须厉行法治而言，便知有所谓法家的法治，亦有所谓儒家的法治。……今后欲整饬纪纲，走上新法治国家的大道，不在于片面地提倡申韩之术，而在于得到西洋正宗哲学家法治思想的真意，而发挥出儒家思想的法治。”很明显，贺麟坚决主张实行儒家的法治，反对实行法家申韩式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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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对于中国法治建设的具体途径和程序，贺麟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现时中国对法治所应取的途径，可不烦言而决：第一，训政时期应该施行诸葛式的法治，政府应当负起教育、训练、组织人民的责任，强迫人民自由。如是庶第二到了宪政时期，我们即可达到基于学术的近代民主式的法治。人人皆应切实了悉诸葛式的基于道德的法治，与申韩式的法治，或法西斯的独裁，有截然不同的界限。人民不可因政府之权力集中，而误会政府为法西斯化、独裁化，而妄加反抗。政府亦应自觉其促进人民自由，实现宪政，达到近代民主式的法治的神圣使命，不可滥用职权，不必模仿法西斯的独裁。”在这里，贺麟将他的法治类型说与国民党的建国三时期的理论结合起来，对于中国当时应当实行的法治类型提出了中肯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