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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张伯端在形而上层次以真一统帅真精和先(2)

2013-10-26 01:06
导读:张伯端对性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盖心者,君之位也。以无为临之,则其所以动者,元神之性耳;以有为临之,则其所以动者,欲念之性耳。有为者,日用

张伯端对性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盖心者,君之位也。以无为临之,则其所以动者,元神之性耳;以有为临之,则其所以动者,欲念之性耳。有为者,日用之心;无为者,金丹之用心也。以有为反乎无为,然后以无为而莅正事,金丹之入门也。夫神者,有元神焉,有欲神焉。元神者,乃先天以来一点灵光也。欲神者,气质之性也;元神者,先天之性也。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返之,则天地之性存焉。自为气质之性所蔽之后,如云掩月。气质之性虽定,先天之性则无有。然元性微而质性彰,如人君之不明,而小人用事以蠹国也。且父母媾形而气质具于我矣,将生之际而元性始入。父母以情而育我体,故气质之性每寓物而生情焉。今则徐徐划除,主于气质尽,而本元始见。本原见,而后可以用事。无他,百姓日用,乃气质之性胜本元之性。善反之,则本元之性胜气质之性。以气质之性而用之,则气亦后天之气也。以本元之性而用之,则气乃先天之气也。气质之性本微,自生以来,日长日盛,则日用常行,无非气质。一旦反之矣,自今以往,先天之气纯熟,日用常行,无非本体矣。此得先天制后天,无为之用也。[10]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返之,则天地之性存焉”这句话张载也一字不差地说过,由于张伯端对“天地之性”(或称“本元之性”)和“气质之性”相互关系的论述虽然多,但不如张载讲得那么深刻,因此必定是张载受了张伯端的影响。在则,张伯端的思想属于钟吕金丹派,作为该派核心著作的《灵宝毕法匹配阴阳第一》中已经有“气质”一词[11],虽然它不是就人性而言的,但也足以说明张伯端“气质之性”的说法确有道教的渊源而且早于张载数十甚至上百年。其实,“天地之性”首先见于《左传·昭公25年》载子大叔语:“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上古有之。”后来,《孝经》引孔子的话说:“天地之性人为贵矣。”[12]班固的《白虎通》说:“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13]显然,这几则“天地之性”之说并非在人性论的意义上言说。《中庸》提出“天命之谓性”,是天地之性含有人性意义的萌芽。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王充在《论衡》中认为,天地之性就物性而言是“之道”,就人性而言是至善的[14]。《太平经》提及了天地之性[15],但没有气质之性的说法。庄子用气来解释人和万物的产生,这后来成为道家的共识。《韩非子·解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气禀的概念:“死生气禀焉。”被道教网罗入神仙榜中的玄学家稽康在《答难养生论》中,已经谈到了性的两种表现形式,他说:“性动者,遇物而当,足则无余;智用者,从感而求,倦而不已。”这里的“性”,是指没有经历后天的积习或智识等增损的先天本性,也就是天地之性。与之对应,受后天积习或智识熏染的性,就是气质之性。只不过玄学家专注于探讨性分自足的逍遥义,对此的探讨没有深入下去。南北朝时的《洞神监乾经》说:“人生于阴阳,长于元气,未必尽备。感五常之性,得之者,十未有一也。感其火者明,感其金者刚,感其水者清,感其木者王,感其土者仁,不感者亡。故天地五行,五五二十五行”[16]。这种理论认为,人是由气生化出来的,性是凝聚于人形体中的“质”。无形体之前,性是完满的、善的;有形体之后,性是有所欠缺的、恶的。这是南北朝之后道教的一般认识。吴筠说:“形气为性之府,形气败则性无所存”[17]。《道体论》认为,鱼是水变的,但鱼有生死,水却无生死。也就是说,禀水而生的东西并不保留水的性质。谭峭的《化书·神道》说得更明确:“水至清,而结冰不清。神至明,而结形不明。”形是气的凝聚,从这里再走一步,就是“形而后有气质之性”。这终于由北宋初张伯端提出来了。张伯端的上述论述,实是对道教的人性论思想进行系统的综合的结果,并非他得之于张载,而是张载得之于他。这是惯于掩耳盗铃的家也羞羞答答地承认的。对气质之性的渊源,朱熹说过:“韩退之说性,只将仁义礼智来说,便是识见高处。但所论却少了一气字。惟周子《太极图》却有气质底意思。程子之论,又自《太极图》中见出来也。”[18]“须兼性与气说方尽。此论盖自濂溪太极阴阳五行有不齐处,二程因其说推出气质之性来。使程子生于周子之前,未必能发明到此。”[19]也就是说,周敦颐的观点中也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影子。如此看来,朱熹所说的“气质之性”“近世被濂溪拈掇出来,而横渠二程始有气质之性之说”[20]是不正确的。周敦颐在《太极图·易说》中说:“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形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自注云:无欲故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这说明,在人性论上,周敦颐是从天地和人的二分来考察人性。他实际上也主张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圣人的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相吻合,君子的气质之性较小人的好,故修之为吉;小人的气质之性差,故修之则凶。但周敦颐的这一思想,就来源于张伯端[21]。

张伯端认为,人的精神有两种,一是元神,一是欲神。元神是先天存在的一点灵光,是先天之性。欲神,是气禀之性,即气质之性。父母构我形体时,我具备了气质之性;将要出生时,先天之性才进入我的身体。由于父母是因为情欲而生了我,所以人在接物时,总是由于气质之性而产生情欲。普通的老百姓,是气质之性胜过本元的先天之性。气质之性随着人的发育而增长。如慢慢铲除气质之性,可使本源之性显现,“气质尽而本元始见”,复归元性。复归元性,元气就产生,“元气生则元精产”,这是事物相互感应之理。元性就是元神,元神、元精、元气合而为一就是金丹。炼丹归根结底就是克服气质之性,复归先天的元性。道家、道教道不离气、道气相即的思想运用到人性上,必然得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分。道家、道教要得道、成仙,必须承认人之性得之于道而本真,但现实的人性生之于气,充满了情欲,妨碍得道,为此得节情乃至灭情,这在理论上必然主张性的二分,张伯端的说法就是这种逻辑必然性的体现。

根据《悟真篇》、《青华秘文》,张伯端认为,性包括这几层涵义:其一,性是神全之后的状态:“神者,性之别名也。”这点明了神与性是同一类事物。虽然是同类,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神为性之基”,神是性的基础,神全是性显现的前提。“心静则神全,神全则性现”。在这个意义上,性实际上是人的精神意识的调控能力。其二,性是先天元神,实为先天之性。当把神理解为元神,把性理解为元性,即先天之性时,神与性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在这个意义上,张伯端说:“神者,元性也”;“元神者,先天之性也”[22]。其三,性是形而上的道落实到形而下的人身上的具体体现,是人的理性思维的体现,代表了修道者所达到的功夫和心理的稳定状态。通过明心见性,可以上达“无生至真之妙道”、“无为妙觉之道”或“达本明性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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