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张伯端在形而上层次以真一统帅真精和先(3)

心是与性有紧密联系的另一个概念。它的内涵有几个方面。其一，心是理的凝聚体或承载者：“心者，众妙之理，而宰万物，性在乎是，命在乎是。”其二，心是道之体，是得道的枢纽。“欲体夫至道，莫若明夫本心。故心者，道之体也；道者，心之用也。”[23]理是道在形而下的事物中的具体体现和向上通往道的阶梯。心系万理，本心与道则完全同一。本心畅明也就是得道。其三，心是性的载体。“心者，神之舍也。”神与性为同类，均以心为载体。性藏于心，性由心而表现出来：“盖心者，君之位也。以无为临之，则其所以动者，元神之性耳；以有为临之，则其所以动者，欲念之性耳。”“有为”的对象是普通人的“日用之心”、“人心”。“无为”的对象是修道者的“金丹之心”[24]，即“本心”、“道心”。心的本体是无为、不动的，动则叫做神。无为之动为元神，有为之动为识神。与无为之动相应的性是元神之性，与有为之动相应的性是欲念之性。以金丹之心修炼，才能使“本性”，即“元神之性”朗现，才会得道。

命是精、气等与身体直接相关的形质。张伯端说：“精气神者，与天地同其根，与万物同其体。”[25]命是与神、性与生俱来的，不可分离。修炼中，性命必须双修，不可舍弃其中任何一方。张伯端明确反对只修命不修性的做法。他讥笑那种离开心而认精气为铅贡的作法是“认他物为己物，呼别姓为新儿”[26]，明确反对只修金丹的做法：“此恐学道之人不通性理，独修金丹。如此，既性命之道未修，则运心不谱，物我难齐，又焉能究竟圆通，迥超三界？”[27]在他看来，金丹只是命功，性功得从心地上下功夫：“心者，万化枢纽，必须忘之而始觅之，……但于忘中生一觅意，即真心也。恍惚之中始见真心，真心既见，就此真心生一真意，加以反光内照，庶百窍备陈，元精吐华。要在乎无中生有，有中生无。到这境界，并真心忘而弃之。”[28]这一点在钟、吕内丹功法中没有，恰好是陈抟的“复归无极”所强调的。

命功与性功各自修炼的不同，修炼的指导原则也不同。张伯端说：“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但见无为为妙道，不知有为作根基。”道教历来强调无为，晚唐以来的内丹学派则多谈有为，这就遇到了怎样处理无为和有为的关系的。张伯端根据内丹修炼的特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按照他的看法，在命功阶段是有为，在性功阶段才是无为。或者说，要以有为为无为奠定坚实的基础。由于命功修炼耗时长，见效慢，所以张伯锻更强调积极有为。他在《悟真篇自序》中说：“复阳生之气，剥阴杀之形，节气既周，脱胎神化，名题仙籍，位号真人，此乃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时也。”

张伯端认为，在修炼的任一阶段，性与命都不能截然分开：“先就有形之中寻无形之中，乃因命而见性也。就无形之中寻有形之中，乃因性而见命也。”尤其是要把修心炼性贯穿到整个炼丹过程中，即把“外静内澄，一念归中，万缘放下”的“凝神定息丹法”“始终用之”[29]。质言之，性命必须双修。但强调性命双修并不等于时时刻刻都把二者同等看待，必须区分具体情况。一般而言，在修炼的早期，应该以命功为主，为后面的修炼奠定坚实的基础，再逐渐转向以性功为主。他说：“虚心实腹义俱深，只为虚心要识心，不若炼铅先实腹，且教守取满堂金”。他用“有作”、“实腹”代指命功，用“虚心”、“无为”代指性功，先命后性，以术证道。对此，他在《青华秘文·蟾光论》中说得更详细：“方其始也，以命而取性，性全矣，又以性安命，……所谓性命双修者，此之谓也。”之所以要“先命后性”是因为：“命之不存，性将焉存？”[30]命是性的载体，“先性固难，先命则有下手处，譬之万里虽远，有路耳。先性则如水中捉月，然及其成功一也。”[31]张伯端认为，先修性功未尝不行，但容易落空而收不到实效。这也是他的思想与禅宗有渊源关系却又不同于禅宗的表现之一。他针对受禅宗影响的人容易忽略修命的倾向强调说：“始于有作人难见，及至无为众始知；但见无为为要妙，岂知有作是根基。”必须进行“有作”的命功修炼，补炼元精，打好基础后，才能进行“无为”的性功修炼，“以命取性”。

就性功和命功修炼二者的作用来看，张伯端更加看重性功。这是因为：其一，心性修炼是修道的更高层次。《悟真篇》说：“丹是色身至宝，炼成变化无穷。更能性上究真宗，决了无生妙用。”只有通过修性才能进一步还虚得道。其二，作为修炼的下手功夫的止念入静，既是命功修炼的入手功夫，也是性功的修心之本。《青华秘文．下手功夫》说，静坐修炼要先行“抑息之道”，“抑息千万不可动心”。心动之后就会去追逐气息而扰乱修炼。只有心静无事，才能做到心息相依，神凝息定，心、神融于精气之中，耳、目之形与心两相忘，元性彰露而元气产生。其三，心性功夫直接影响着火候的把握。内丹修炼的火候把握是以神为体，以意为用，这要求修炼者有很强的心性调控能力。《悟真篇》说：“要假修成九转，先须炼己持心。依时采取定浮沉，进火仍防危甚。”《青华秘文》也说：“金丹之道，始然以神而用精气也。故曰神为重。”其四，心性中的品德修养是排除魔障，保证修炼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悟真篇》说：“大道修之有易难，也知由我也由天。若非积行于阴德，动有群魔作障缘。”“由天”指先天的条件和外在的机遇。“由我”指个人的主观状况和修炼上的努力。“德行修逾八百，阴功积满三千，均齐物我与亲冤，始合神仙本愿。”有很高的道德修养水平，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妥善地处理好内外物我各个方面的关系，确实是修道成仙的重要条件。其五，心性修炼对巩固修道的成果有直接的意义。张伯端在《悟真篇后序》中说，人们都因为妄情而执着于自己的生命，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遭遇祸患，如果不执着于一己之身，祸患又从何有呢？但是，“世人根性迷钝，执其有身而恶死悦生，故卒难了悟。黄老悲其贪著，乃以修生之术顺其所欲，渐次导之，以修生之要在金丹。”实际上，仅仅修金丹是不够的，还要把对生死的执著破除，才能真正得“无为妙觉之道”。从性功的上述重要性出发，张伯端强调，在整个修炼过程中，必须以本源真觉之性为统帅，通过明心见性来体认形而上之道。道既作为性理存在于修炼过程中并指导修炼的进行，也作为修炼的目标指引着修炼的方向。到最後的阶段，金丹与道合二为一，金丹就是道。

张伯端的《悟真篇》在道教历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被誉为“千古丹经之祖，垂世立教，可与《周易参同契》并传不朽”[32]，仅次于“万古丹经王”《周易参同契》。张伯端的性命理论，对后世道教影响深远。张伯端之后，他的再传弟子白玉蟾发展了他的性命理论。全真道北宗的性命理论同样受到张伯端的思想影响。到了元代，李道纯把南北二宗的思想作了综合，对明清时期的性命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总的说来，后世道教的性命理论，都没有超出张伯端奠定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