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科学史家库恩认为，范式研究比纯(2)

　　 二、回归现实生活世界
　　 一场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普遍变化正如山雨欲来：它表现为信念、价值和行为方式的根本转变。它不仅导致人们对“原理”的热忱急剧冷淡，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也受制于这种“总体状况”。但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迄今为止，并没有形成一种相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共同鉴赏力，譬如，没有形成能够用简单性、一致性、精确性来判断优劣的学术共同体标准。可以说，在别的学科里，它的专业标准通常会被认为非常重要，可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里，更重要的问题是，它是如何得到社会(现实)确认的。这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污点，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危机感的由头。对于我们而言，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作为一种“现实性原则”而发挥作用。

　　 在考虑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专业标准要如何才能得以维系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必须要问的是，是否有某些重要的社会现实问题被摒弃在外了。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条，而是一种关于现实世界，即关于一个可能世界之当下性、具体性的学说。这种共同体意识对他们来说比任何关于世界的基本原理的分歧更重要。而其他可以设想的共同经验，再怎么说也是含混的。这意味着，无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的学说有多么大的共同点，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与他们的追随者、研究者的共同之处有着严重的不对称。事实上，仅仅从大规模的人员构成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是多形态的，甚至相当不确定、变形或者多变的。与此同时，人们的视野也无限地扩大和多样化：在方法方面人们不可能达成共识，在解释上更是如此。就像库恩“范式”这个词原本用来表示，两个“范式”之间找不到共同的基础来理性地比较其高低一样。把人们统一在一起的只有相对主义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平等话语权的要求。这两者体现了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道德意图。

　　 当然，这里，真理相对性不是一种理论立场，而是一种学术共同体的道德要求，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应该具有的理论修养和悟性。在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是一种没有更高统一体的共同统治权。以政治压倒、代替学术的风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上早已消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健康发展与扩张中甚至还出现了这样一种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不是道德和政治标准。在感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和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后，学者之“内心冲动”获得了新的释放，甚至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开始把自身标榜为学术之一种。当然，只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还是一门学术性学科，我们就得对意味着客观性和真理性的认识的范式进行反思。而学术的问题最充分地反映在近来文献的学术研究中，这样的学术研究的主要方面，不在于拘泥于细节或堆砌事实，而在于，在文献的学术研究基础上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在对经典文献的文献学研究和文本解读的关系处理上，新一代学者更多地转向历史考证第2版(MEGA2)的研究，或专注于用马克思注释马克思，或借用西方一些研究马克思的学者的讲解和注释以注释马克思，或提倡“后文本学”的方法论使创造性生产成为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上，三十多年前塑造了的那种“一唱亿和”的学术风气，被理性分析的光芒驱散了，如今，以至于好像成了一个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本原地”、“直觉地”把捉到：原本没有、他的方法里头也不允许他拥有先前曾经拥有的权力意志。于是，人们终于可能在渐渐形成的该学科呈现出的多中心的研究格局中，改变那种诺诺者千夫，谔谔者一士难求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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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看来，追究改革开放所造成的思想效果，是理解当今“回到马克思”，即今天人们所说的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一个关键路径。只有在真实的现实生活中，而不是在人为建立起来的政治学术之羽翼和受保护的特殊讲坛中，我们才能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同样，也只有在真实的现实生活世界中，才能辨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作何种解读的正当性。无论从生活的角度看，还是从事实的角度看，对于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兴趣是件幸事。举例来说，一些敏锐的学者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个最关紧要之点，在本质的意义上，最好地反映了在当代现实生活的基础上理解和消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图。他们之探索，不是要涉足不久之前才开放的后马克思主义论域，而是把马克思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人的关系研究作为真正的中心，寻求对这种关系新的当代解读。敬佩后海德格尔哲学的视界中人想当然地认为，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不值得认真研究，而他们并不这样认为。或许前者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现代理性主义者带来的变化，所以也忽略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方式可以避免现代性困境的可能。

　　 放眼中西古今，回归现实生活世界不仅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哲学现象，而且也是我们有关世界当代经验的一个向导。反之，如果局限或屈从于三十年之前那种单一的政治生活层面去考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以为哲学家必须充当御用文人，甚至以一种若有所失的心态，还想矫情地预设一个以特权地位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的认识论优势，那就必定无法通向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之产生的一般解释学原则和方法；那除了是一种错觉，而且是一种危险的错觉之外，还可能是什么呢？我们这样说的言外之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的发现是反权威的，因为理性不接受凌驾于它之上的任何权威。非理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特定的政治局势下奉为权威，乃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丧失权威的前奏。在中国，大跃进是如此，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倘若我们要为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工具化而努力，那就必须对何谓诚实具有某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化，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好话说过头，那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为。

　　 更具体地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们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与从政治生活中维护马克思主义学说权威性和整体性的观点相等同，乃是不真实的偏见。我之所以说偏见，是因为在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维护的在探索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与政府或报业所保障的职业安全法规所差无几。它可以方便地被等同于时下的经济政治政策的注解，等同于注释和宣传党的领袖的一言一行，甚至就像是时而得到许可、时而得不到许可的某种利益那样。在此种情形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借以同世界发生作用的基本样式，决定性地被当作为具有政治力量支持的理论学派，并进入了它的行列。结果是，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往往致力于哲学的政治经济效用，以至于认识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什么是哲学成见早已有了认识，认识不到若想拥有一种知识进步与经济、政治文明平行发展的社会，就必须为我们形成一种被称为学术自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