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以“人化自然”概念为基础

　　【内容摘要】马克思以“人化自然”概念为基础，在现实的实践中探讨人与自然的存在关系。在现代社会，资本原则成为存在的普遍中介，“异化劳动”指向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内在相关的两个方面，因此，自然的全面复活和人类的解放都需要从根本上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各种脱离社会生产方式的抽象批判相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的探讨推进到了社会历史的存在论层面，从而为生态哲学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看来，不论是社会关系的和谐还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建构，都不能只是“震撼世界的词句”，本质上都是改造社会的实践，要落实到“社会存在” 的基础层面，以免陷入于单纯的观念幻象。只有在坚持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和立场的基础上，我们才真正可以谈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资本原则 自然异化 人的解放 自然的全面复活

　　实践的处境虽然使人们不得不认同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一基本立场，但是，观念的立场在实践上却变成脆弱的“应当”，理论上的争论也总陷入人类中心主义和反人类中心主义等等话语的抽象对立。从根本上说，何种原因导致了这种实践上的“脆弱”和理论上的“抽象”呢？在此，我们无意于全面厘清此种状况，而是就马克思思想在这一争论中被严重误判甚至某种程度的“不在场”而言，探索在解决生态问题上马克思可能提供的理论资源。此一探讨将围绕如下三个方面展开：其一，就一般原则而言，马克思的思想尤其是自然概念在何种意义上奠定了生态问题探讨的哲学基础；其次，马克思如何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批判中为生态问题的批判规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向；第三，当今的思想界如何使得问题的争论走向抽象，实践上又如何陷入困境，并由此原则性地指出马克思思想在此种状况中的基本意义。

　　这一探索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批判，为我们将生态危机这一表面问题同具有结构性地位的现代资本批判联系起来奠定了理论基础。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建构如果不触及到社会历史的基本建制，不是从“社会存在”的实践方面着手，脱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来谈论人与自然的和谐，或者相反，在人类与自然的冲突关系中谈论社会的和谐，最终都会陷入意识形态的幻象。因为真正说来，人对人的剥夺和人对物的剥夺是内在同一的过程，人的真正解放才意味着自然的全面复活，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生态问题的批判不能只从观念的意识形态批判入手，而应该从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历史建制批判入手，在现代性的原则之内，环境的保护大体只具有局部的意义，而不可能是自然的全面复活。正因为如此，在自然环境极端恶化的当下处境中，一种极端的对发展主义的批判立场才成为可能，它以一种激进的批判姿态掩盖了保守的浪漫主义立场，落入了人与自然抽象同一的天真。

　　一

　　在“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这一生产力概念的通常规定中，的确强硬地体现出了“知识即是力量”这一现代性的主导观念。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严重地指出的那样，知识与权力同一，知识成为统治他者和自然的工具，导致了启蒙衰颓为理性的神话，奴役自然的尝试在打破自然的过程中接受自己的后果，陷入于更深的自然束缚之中。[i]对自然的利用和控制成了现代社会基本的意识形态。[ii]自然仅仅作为有用物，作为绝对的“客观性”这一现代的主体性姿态，已经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检讨过了，就哲学的领域而言，这一任务大体是在理性主义和主体主义批判的主题之下得到实现的。人的主体性之确立被看成是现代性的根本标志和根本成果，即是说，现代是一个“人义论”的世界，这一点已经在同中世纪神学世界的比照中得到了认同，并且通常在批判或者颂扬的意义上被领会为神义论的人本化颠倒和置换。[iii]

　　然而，人之本体论地位的确立更是在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中发生的，只有人在对物的关系中获得了主导地位，上帝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异化这一点才可能被动摇，并且从理论上被揭示出来。这一过程在观念上大体表现为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进展。实践中的能动性和主导地位在观念上得到自我确证乃是近代主体哲学的全部秘密。笛卡儿自我反思的怀疑原则本身却实现了自我主体性的确证，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实体即是主体”这一命题，更是表达了主体性的“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尽管只是一种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iv]因此真正说来，主体性原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态度，而是实践的态度。这即是说，人对自然的主体性成了现实的感性实践活动的内在规定，人在与自然的互动中实施着“权力”，一种现实的支配性关系，而自然仅仅被他者化为一种统治和操控的对象，成为一种纯粹的“客观性”而失去了“感性的光辉”和诗意。这就是主体性原则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体现。主体性，指向自然，指向上帝，并且是因为指向自然方才指向了上帝，如果人在对自然、对历史的关系中没有主体性的确立，上帝就不会失去它在人世间的统治，上帝与人之间主奴关系的颠倒建基于人与自然之间主奴关系的确立。主体性地位确立起来的这种双重指向关系，意味着以泛神论和物活论的立场来批判基督教神学是不可能成功并且持久的。面对自然遭遇人为的统治和破坏，还诉诸于自然的神秘和绝对价值“为自然辩护”大体只能落入保守的浪漫主义怀抱。此种自然只不过是一种与神对立的抽象，而不是人类的现实的、真实的自然。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的崇拜甚至于变成一种比基督教还要反动的“自然宗教”。[v]

　　所以，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在“污浊的实践”中重塑自然的神圣观念，或者从观念上宣布人类“主体的死亡”如此等等，而是在现实的关系中揭示“自然受到统治”的社会根源，揭示生态危机的历史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幼稚行为[vi]。可以说，现代的工业实践和科学技术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存在论事件，我们只有在这种现实的实践关系之中，才能揭示出自然属人的存在，亦即是自然在现代社会中特定的历史规定性和实在性。剥离了社会历史规定性的绝对自然，只是一种观念论的抽象。因为对马克思来说，现实的存在只能是关系中的、对象性的具体存在，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虚构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vii]。自然通过工业和实践进入人们的生活，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同样，人通过对象化的活动，使自然获得了属人的性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人和自然的现实性或实在性就是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的存在以及自然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viii]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再次指出，那种自然地理解自然，“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的做法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的对立”，“好像人们的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ix]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说，先于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x]新的发明和工业的进步不断削减了费尔巴哈“外部自然界”的地盘。[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