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以“人化自然”概念为基础(3)

　　“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大自然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使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xxviii]

　　在这里，自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现实规定被本质地揭示出来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单面化为一种效用关系，不论是作为生产资料还是消费品，自然都完全服从于人的需要，其神秘性和诗意完全在淹没于冰冷的利己主义打算之中。在资本的普遍中介下，人本身都只是作为商品存在，人与人之间变成了赤裸裸的“现金交易”，“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xxix]，难道还能确立起纯洁的自然的价值吗？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尖锐指出，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就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原则[xxx]。由此，必然的后果是，任何一个对象，只有当我们拥有它时，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时，它才是我们的。[xxxi]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单面化一种有用的“物性”。而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人发生关系时，人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只有人的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自然界才会失去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xxxii]只要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关系没有被彻底的扬弃，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就得不到彻底的解放，自然也就不可能在与人单面化的对象性关系中实现“全面复活”，所谓确立自然权力的本体论地位来批判生态危机等等如此做法只可能是思辨的抽象，最多是一种观念的革命。

　　在资本对自然的全面抽象中，自然界仅仅成了“劳动的资料库”，自然在资本昼夜不停的循环中被攫取，接受着“资本”的逼迫，这才是当今环境危机的真正根源。这一点在海德格尔的如下追问中也大体得到了说明：“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xxxiii]“但这种开采首先适应于对另一回事情的推动，就是推进到那种以最小的消耗而尽可能大的利用中去。” [xxxiv]不过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出现与资本原则的普遍确立之间存在一种内在关系，不能单纯从理性和思想的内部来探讨其本质以及它们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然而，当今对生态危机的分析采取的科技理性批判、工具理性批判等等，大都走的是这样一条理性主义的批判道路。与此不同，马克思总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意义上来考察科学技术的产生、性质及其功能的，[xxxv]此种考察使得马克思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技术乐观主义者或悲观主义者，而是看到了现实资本带来的灾难，也揭示了资本的“文明作用”，从而要求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扬弃中实现自然的解放，而不是面对自然的被“促逼”采取一种“泰然任之”的姿态。[xx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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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我们知道，大约从20世纪40年起，产生了一种逐渐被命名为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话语，在这种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中形成了意义十分广泛的“后现代语境”。在这一语境中，面对现实的社会灾难和自然灾难，自由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实践的社会主义被看成是现代性的产物和具体表现，三种主义都各自将对方看成是与第三者的联盟，并妖魔化为“邪恶”，是当代灾难的根源。整个争论远离了对现代社会基本原则的存在论分析和批判，批判的话语不断地模糊了社会制度之间的差异，开始走向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和观念论批判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批判理路被放弃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甚至被作为经济决定论和经济还原主义遭到批判。在对生态危机的分析中由于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这一根本的方法论，批判陷入了对所谓发展主义的批判，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以及对主体主义、工具理性主义的批判等等，这一切都被看成是启蒙精神的后果，看成是现代性的内在规定。问题当然不在于展开诸如此类的批判，而在于此种批判往往从根本上忽视了资本原则的普遍中介这一基本的存在论事实，使批判无意中陷入抽象，根本没有触及问题产生的社会存在论基础。在这种语境下，马克思的理论被看成极端的现代性理论，在马克思的名誉下实施的社会主义实践则被看成是现代性的极端化，比现代性还现代性的现代性[xxxvii]，它造成了比资本主义更加严重的生态危机，是人类主体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最激进的版本。

　　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思辨哲学，作为一种思想视域，它不仅产生于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历史的批判，而且本身就在这一批判中得到全面展开和实现。马克思思想的基本意义在于，为理解现代社会历史提供了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一批判范式。马克思以资本命名现代，资本被阐释为现代社会历史的基本原则，或基本建制，批判的任务就是揭示资本原则的内在规定及其限度，揭示资本在现代社会历史中的普遍贯穿，揭示资本对自然、人和社会的全面中介，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即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本质上也不过是被资本中介的现实历史过程观念上的“副本”。在这个意义上，在对现代社会历史的剖析中正确地抓住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核心范畴，实际上就站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立场上。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核心范畴的“资本”不能单纯被狭义地理解为一个实证的经济学概念，而应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上被阐释为现代性存在论范畴，即现代“存在”的普遍规定和基本建制。这样，人与自然的关系受资本原则的普遍中介这一现代性存在论状况就可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上被揭示出来。资本的剥夺本性就不再仅仅指向了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剥削关系，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存在论视域也就不再被阐释为一种与自然基本无关的“社会历史观”。在马克思的思想视域中，资本原则作为现代性的存在论规定才是当代“自然异化”的真实根源，而自然真正复活的最后出路是资本的扬弃，它与人的解放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才被马克思看成是完成了人道主义和完成了自然主义。马克思虽然没有对生态问题作出课题化的研究，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恰恰从根本的意义上奠定了阐释当代生态学问题的理论基础。此一理论基础从根本上意味着生产方式概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范畴，在分析现代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基本意义，它批判抽象的自然观，反对脱离现实的实践关系诉诸自然的绝对价值等等来谈论人与自然的和谐，最终陷入人与自然抽象同一的浪漫主义天真，而本质上是保守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的现代复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建构是一种现实的实践关系，就像共产主义对资本的扬弃并不只是一种观念的更新，而必须是一种改造现实的社会实践一样，此种和谐关系的建构必须触及和推进到社会基础的层面，而不能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话语操作。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