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以“人化自然”概念为基础(2)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不是抽象的、居于人之外的“绝对”，其“人化自然”是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突破。在人的实践关系之外谈论自然的“独立性”、“先在性”、“外在性”等等，只是一种观念的抽象，我们愿意将这种抽象理解成一种本体论的提问方式，它蕴涵的基本命题就是马克思批判性地指出的：“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唯灵论。”[xii]马克思强调历史实践活动对自然的中介，他把自然和一切关于自然的意识都同社会的生活过程联系起来。[xiii]人与自然的关系受到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制约，自然现实的存在形式乃是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客观存在。这就使得在劳动和实践的形式中领会和把握现实自然具体的存在方式，亦即是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存在关系和存在规定在方法论上成为可能。所以马克思说：“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和人之间的现实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xiv]

　　马克思批判抽象的自然，神秘的自然概念，将自然纳入人类的对象化活动来理解，是否意味着他只是把自然看成是“劳动材料”、“工业对象”，亦即是说马克思的自然思想是否只是现代主体性的直接遗产，取向于对自然的统治和征服呢？[xv]事实上，马克思明确地说过，自然不仅仅是劳动的对象，而且是意识的精神生活的对象[xvi]，是人的全部感性活动的对象。但是，在现代性的存在关系中，被资本中介的经济关系成了存在的本质规定，因此自然才单纯成了“有用物”，以一种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是现实历史的存在论规定决定了经济因素在理解自然时的本质地位。批判的任务不仅只是从观念上揭示此种异化，而且要以实践的方式实现自然的解放，即“自然的全面复活”。

　　然而，将马克思看成经济中心主义者的误解总是一再发生，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经济决定论不说，当代的一些生态主义者也常常批判马克思仅仅把自然看成人类经济活动的对象，劳动的资料库，批判马克思是主张掠夺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者。与此种指责相反，不少人又批判马克思“自然的全面复活”和“彻底的自然主义”思想是“环境的乌托邦”或“自然的乌托邦”，建立在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设定之上。事实上，马克思说未来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xvii]，这一论断建立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深入批判的基础之上，要求通过扬弃和改造资本社会，在人的解放中实现自然的解放，扬弃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双重异化。马克思并不是脱离了现实的社会历史关系谈论人与自然之间抽象的同一性或抽象的对立，他深刻认识到了资本对人和自然的掠夺，主张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实践改造来改变人与自然之间单纯的“利用”关系，而不是一种观念论上的抽象“和谐”。生态问题的探讨必须深入社会历史的存在论基础——对此基础而言，生产方式是核心范畴——而不能只是变成一种观念论的批判。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向上，我们才能有效地揭示当今生态问题的真实根源，同时也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并不只是现代主体主义的非批判继承，或者简单对立。

　　二

　　我们说，在马克思看来，存在乃是对象性的存在，现实的、真实的自然乃是工业中的、生产中的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在这些现实的生产关系之中才能得到揭示。虽然，就人的存在而言，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是一种“天然的必然性”，[xviii]但在不同的社会历史中，此种必然关系却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不同性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劳动异化”概念已经明确地揭示了现代社会中“自然的异化”这一根本状况。马克思说：“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异化的劳动使人的身体，同样使在它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的本质，使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xix]在这里，“异化劳动”并不仅仅是指社会关系层面的异化，而且指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多次谈到自然在现代异化劳动中以异化的方式呈现。然而，人们往往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层面谈论“异化劳动”，忽视了马克思“异化劳动导致自然的异化”这一重要思想。不用说资本主义生产导致的自然的灾难，就是实践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往往将“解放”单纯理解为人与人之间剥削关系的打破，自然不是被解放而是成了攫取的对象，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而不是自然的复活。因此，在目前的理论和实践处境中，生态危机问题的讨论应该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作为具有本质重要性的命题揭示出来。

　　由于一种元哲学的阐释倾向，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常常被理解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继续，好像由于有一种关于“人的形而上学的预设”，这一概念才是可能的。马克思在这一手稿中如何以异化劳动概念贯穿了哲学批判、经济学批判和社会主义思潮，以及异化劳动概念同后来侧重于生产方式的批判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不能展开全面阐释[xx]。但可以提出的有三点：其一，马克思在对象化的意义上理解存在，对象化既表现为状态，亦表现为过程，“异化劳动”批判本质上是指向的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现实关系的存在论分析，是从“经济事实”出发的[xxi]，就像马克思谈到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时说的那样，它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达[xxii]；其二，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结果，同时又成了异化劳动的现实的前提，人在劳动中的异化表现为私有财产制度对人的劳动条件、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的剥夺，因此，自然作为劳动的要素，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受到了私有财产制度的普遍规定，以一种“异化的形式”同人发生现实的关系；其三，私有制在资本主义形式中达到了极端的形式并因此而走向灭亡，[xxiii]革命运动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找到经验的基础和理论的基础[xxiv]，革命的指向是扬弃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的“共产主义”，在这种扬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不再通过私有财产（在这里即是资本）的中介，在这样的原则高度上，彻底的自然主义和彻底的人道主义才是同一个说法。[xxv]

　　由此看来，马克思的异化劳动也好，人道主义也好，自然主义也好，都不是脱离了现实历史条件的抽象的思辨概念，马克思根本的贡献在于联系现实的社会生产方式和历史条件来揭示和考察这些范畴。马克思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自然作为生产的条件和对象成了人的异己的存在，工人作为被剥夺者意味着自然被从劳动者手中剥夺，[xxvi]或者自然是作为资本而与劳动者发生关系。与其说自然作为资本参与剥削过程，不如说自然被资本剥削所规定，因为资本不过是体现在物上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是资本赋予了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xxvii]因此，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性质来谈论自然。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自然的独特性在于，它仅仅作为“有用物”而存在，作为赚取利润的条件而存在，它已经被剥夺了全部的神秘性，这是由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基本性质决定的。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此作出了具有原则高度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