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以“人化自然”概念为基础(4)

　　在国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充分地领会到了马克思思想对于研究生态问题的重要意义，他们指出，马克思思想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应该遵循这些原则来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xxxviii]与脱离当代资本原则来讨论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思想家相反，不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十分注重将这一问题同资本的批判紧密地联系起来，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是产生当代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不能离开社会制度和社会生产方式抽象地谈论生态环境的破坏。美国的前共产党书记霍尔指出，科学技术本身也能成为保护环境的重要力量和积极因素，问题只在于在垄断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并不能做到这一点[xxxix]。在谈到环境资源与人口关系的时候，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帕森斯认为，生态问题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之间有着本质关系，真正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是社会主义，他说：“我们把‘人口－资源’的问题看成是因统治阶级的罪过而产生的、由工人阶级加以解决的阶级问题。这种激进的分析要求激进的解决方法。社会主义就是解决方法，并且越快解决越好。”[xl]

　　这当然不是说在资本主义终结之前，任何保护环境的做法均无意义，也不是说马克思的思想已经合盘托出了解决生态问题的具体方案和策略，也许正好相反，马克思思想的原则性和方向性面对具体的历史处境却显得不“实用”。这就要求我们结合现实的历史处境实现理论的“具体化”。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迅速拓展，伴随着人的需求和欲望的急剧膨胀，各种自然资源、能源的大量消耗，人在与自然的互动中触及到了自然的底线，人类的存在已经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因此，我们需要澄清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未予考虑的生态学前提[xli]，同时也要阐释马克思思想对生态学的基本意义。像海德格尔以“向死而在”确立“此在”的生存论意义一样，历史唯物主义也可以从一种“终结”的本体论确认中获得建构意义的立场，在这种立场中阐释它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阐释通过扬弃资本克服“自然异化”的历史性意义，将生态问题本质性地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事业之中，并与当代中国的实践联系起来，而不是单纯从暂时策略的意义上来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建构，甚至于将这种关系的建构停留在“观念革命”的领域之内。

　　另外，国家职能的强化也是马克思没有面对的问题。在马克思那里，由于批判黑格尔理性国家观念的必要，国家被重新置于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国家更多被看成是资本的“随从”，在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马克思没有全面地考察国家可能的“超越”作用及其限度。就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加强，被一些人用于宣布马克思思想的失效不说，在两种制度并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功能也需要在当今的历史处境中进行客观的考察。社会主义的国家如何承担起实现人的解放、自然的解放的全部责任，而不是再度成为异化的力量，是必须面对的重要理论任务和实践任务。实践社会主义的衰落及其遭遇的各种指责大都与此密切相关。如果说资本的自发性导致和加深了自然的全面异化，而且，从属于资本原则的国家在解决生态问题时受到资本原则追求效率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的制约，那么，社会主义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呢，它岂不是也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吗？尤其是在市场对资源起到基础性配置作用的时候，社会主义如何还可能避免环境灾难，避免将自然仅仅作为攫取的对象呢？这当然不只是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但无论如何，国家应该发挥着核心的作用，此种作用绝不是从国家是市场的补充结构这一意义上说的——因为此种见解，甚至是实践无疑会将国家拖回到它试图超越的历史阶段上去——而是就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历史地承担解决而不是强化人与人、人与自然双重异化的使命而言，唯有承担着这一使命，并实际地完成着这一使命，它才不会失去创造历史的机会，其实践才真正具有指向未来的伟大意义，并且也只有如此才不会背弃它神圣的伟大承诺。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i]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P2、P10等。

　　[ii] 这是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一书的基本观点，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

　　[iii] 张志扬：《偶在论》，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P2。

　　[iv]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320、P316。

　　[v] 道梅尔在《新时代的宗教，创立综合格言的尝试》中说：“自然和女人不同于人类和男人，前者是真正神圣的……人类为了自然而自我牺牲，男人为了女人而自我牺牲乃是真正的、唯一真实的温顺和克己，是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美德和笃敬。”（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P240。）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是一种比基督教还要反动的“自然宗教”，求救于自然不过是“笨拙的农村田园诗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p240。）

　　[vi]《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P241。

　　[vii]《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P325。

　　[viii]《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310－311。

　　[ix]《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76。

　　[x]《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77。

　　[xi]《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97。

　　[xii]《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P111。

　　[xiii] 卡尔?斯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等译，商务印书馆1988北京，P17。

　　[xiv]《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307。

　　[xv] 海德格尔就曾经批判性地指出：“唯物主义的本质不在于一切只是素材这一主张中，而是在一种形而上学的规定中，按照此规定讲来一切存在者都显现为劳动的材料。” 由此，海德格尔判定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学说。（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见《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1996年，P383。）

　　[xvi]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