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科学史家库恩认为，范式研究比纯(3)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毕竟具有维护正统的外观，所以，它却事实上产生了现实的效力。但为此不得不丢掉辩证法的视野，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功能。我们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当代性最深刻的问题——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的严肃思考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只有在真实的现实生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才能从整体上把握人类的处境，认识它的内在紧张并使理论与实践和谐一致。如今人们大概都明白，只有放弃那种庸俗马克思主义人为虚构的认识论优势，才真正有可能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有效性的现实程度。因为，能够产生现实效力的观点原本是真实的生活世界的反映。

　　 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何种方式寻求哲学的统一性
　　 观察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展”，我得到的印象是，它的基础是对于某些范畴和观念的持续不断的重新思考和重新诠释。比如说，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出现的所谓“以海解马”、“以西解马”的模式，人们可能心存疑虑，但它标志着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跨界”研究的转向。我们知道，以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径直等同于对它的某个命题或论断的内涵的理解。它是建立在单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中的某一句话的抽象引用的基础上的，这就意味着片面的视角，它常常因为对于真实生活实践的遮蔽而产生歪曲。如果改革开放之前的近三十年的时间里，这种做法是“哲学在中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义语的反映，那么，也是因为如下观点所致，即西方哲学中马克思之前的古典的东西，充其量被认为只有某些“合理内核”，至于马克思身后的当代西方哲学则“病得要死”。这样，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没有办法超出这种理解视界，那么，在最好的情况下，除了做到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注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即就同一问题，同一术语，不仅把散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的相关论述集结起来，从中相互参照、相互发明——之外什么途径都不可能。本质上，对某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里的问题的答案，也许在别的哲学领域中是更为明了的，因而，有很多悬疑的解答会被这种门户之见挡在门外。在对话途中生成并且得以呈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当代意义，也被从这种做法中抽出去了。一旦这样的研究习惯以及研究心态形成，那么，改革开放之前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只能是：这样一种研究范式是自己从读书识字起就熟悉的，因此，可以维持一千年。可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它只是维持了大概三十年。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不断调整的压力下，它就被大相径庭的东西所取代了。

　　 所以，在所谓“以马解马”的年代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人，即以往人们所熟悉的、并在一定意义上由意识形态钦定的哲学权威，如果难以完成这个转变，那么，便必然只能退出学术舞台。如今，如果你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之内提出创新的要求，你就要经历一番“观念的冒险”。这已经成为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共识。这里，“观念的冒险”主要意思是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挑战和新的观念往往来自于诸如海德格尔、尼采、福柯、鲍德里亚等等哲学家的哲学观念，这些观念由于深刻地触动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命脉，因而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原来的习惯和老巢那里，可以说是跨界的。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要冒成为“局外人”的危险的意思，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有很好的理由不去冒这个风险。在这种意义上，理解这些缘由，对我们面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性研究的特殊困境有着重要的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性研究被当下的人们理解为关乎马克思主义命运的问题，但是对于跨界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却总是或大体上得不到普遍的承认。可是，在马克思本人的研究那里便一直存在着。今天，我们要问的是，谁最有可能跨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当代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等之间的边界呢？我不大敢确定。但是，至少可以肯定，那些职业生涯的机会，因而赢获物质的和精神的鼓励处于这些边界之内，而非越过这些边界。诚如上述，当前的问题并不是某个职业界别如何确定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何看待它作为一门学术性的学科界限的问题。我们必须追问，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能够做什么，以便产生新的东西、切中社会现实最本质的东西。

　　 需要补充的是，我们应当牢记，通常，为了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切意义所提出来的读一读《存在与时间》或者《精神现象学》之类的意见。虽然这染有急于从别的地方挪借东西之缺点而遭人诟病。在有些人眼里，它让某套异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工具决定其某一主题。我并不认为目前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我得补充说，它的初衷是，想将正确估价了的马克思主义有关哲学的洞悉“合理地”投射到各个哲学的分支当中。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统一性”的时光，因此又重新出现在我国的哲学论坛上。然而这一次是以“中西马哲学会通”的辩证本性之形式，而非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对其他学科进行教条主义的批判乃至斗争姿态出现的。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的指导之下，如今人们试图将后种观点“软化”。也就是让它更少带着意识形态色彩，以便更富于成果地对话。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最近二三十年我们看到的不是哲学上的多元主义的出现，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边缘化，而是它的极大丰富。

　　 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更为深入的透视，从中西哲学那里得到启示或者使之更为丰富的情形，却是极其少见或者困难的。而讨论的参与者们并不总是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于是，“中西马哲学会通”这样的讨论很容易蜕变成为一场聋子之间的对话，每每有人建议举行一场有关“会通”的研讨会，凡是健全的理智惟恐避之不及。即便是不同界的学者有可能沿着同样的方向下思考、前行，那也是在互不知情下进行的。诚哉斯言。人人似乎都有“自己小小的隔离体系”。在我国，我们目前正处于将新的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并且吸收它们的阶段。在很多情形下，这并不意味着在处女地上搞移植，这块土地早已在哲学上做好了准备，有着相对发达的我国现象学研究，有着在文史哲一体方面良好训练的国学研究传统，我们是否能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保持更大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当代思想形成富有成果的对话，取决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与其受众的关系当中，哲学家不再满足于只为他的同行写作，而且也以广大普通公众的阅读作为自己的目标。这可以视作为他们的一份社会文化上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