摹仿的欲望 七情六欲只通过间接方式、只通过想(2)

　　内中介的逼近，会使愚蠢的喜剧带上严肃、沉重的色彩，但这丝毫不改变这背后的轻浮气。斯丹达尔不厌其烦地描写所谓“愁苦虚荣”，在我们亲身体会的，在萨特的存在主义里，萨特自己说自己的那种“严肃精神”道出了某些苦衷。与其说他找到存在的激情时脱离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还不如说他发现存在的“荒诞”时离真实近一些。萨特（Jean-Paul Sartre）所谓“若要体会激情，那就必须做出一副激情满怀的样子。”[28]没有比这将“形而上欲望”幻觉表达得更清楚的了。“荒诞”是对“自我”空无一物的体验，但萨特的极端无神论否定对上帝的形而上欲望的同时，却不得不堕入“他人即地狱”的可怕处境。基拉尔几乎是把存在主义，特别是萨特作为浪漫主义新阶段的靶子，称之为“新浪漫主义”。对于存在主义的“局外人”系列，基拉尔说道：“浪漫主义读者起先认同于欲望最强烈的人物，如今又认同于欲望最弱的人物。他们始终恭顺地认同于为他们提供自主激情模式的人物。”[29]至于存在主义一旦打算要“介入”，他还是认定介入文学和超脱文学具有同样的抗辩意图，而且这恰恰是由加缪——存在主义另一位代表——在他那部超越了浪漫主义的作品《堕落》中自我揭示出来的。这种浪漫主义的根源还是那种绝对的善恶二元论，是自主神化和对他者的强烈“厌恶”。“‘自为’不断加以否定的沉默的、庞大的‘自在’，实际上是受虐狂贪婪寻求的障碍，他始终胶着在这个障碍上。许多被现代家等同于自由和生命的‘否’，究其实乃是屈服和死亡的先声。”[30]对于萨特的整个存在主义哲学，对于他的自欺，大概没有比这更辛辣的讥讽了。基拉尔发现，真正的小说都具有喜剧性的成分，因为它洞察了存在于所有人欲望中的愚蠢，没有任何可以使自我与他者绝然分开的无论神性或魔性的差距。

　　尼采对于基督教的敌视严格地说是对道德化的基督教的敌视，尼采承认自己在心理方面曾从斯丹达尔那里得到启发，而斯丹达尔已经看到：“隐藏最深的虚伪与道德的区别仅仅在于虚伪的果实是有毒的。”[31]尼采的整个哲学都在不遗余力地攻击基督教的道德主义。尼采说：

　　“道德上的奴隶起义开始于怨恨本身变得具有创造性，并且产生价值的时候；这种怨恨来自这样的存在物，他们不能用行动做出真正的反应，而只会通过幻想中的复仇获得补偿。一切高尚的道德都来自于一种凯旋式的自我肯定，而奴隶道德从一开始就对‘外在’、对‘他人’、‘非我’加以否定：这种否定就是奴隶道德的创造性行动。”[32]

　　在这种基督教的现代形式中，尼采看到那种“软弱的仇恨”。用基拉尔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大多数伦理判断都来源于对介体的仇恨”。[33]恰恰因为“仇恨是个人主义的，她不由分说地维持自我和他者间虚幻的绝对差异，实际上没有任何东西把二者分开。”[34]所以这种仇恨越是“义愤填膺”越是虚伪可笑。真正的正义不是诸如萨特存在主义那样声称人道主义的现代严肃精神，而是超越了浪漫主义那种自我与他者的绝对对立的善恶二元论，发现自我的秘密与他者的秘密并没有什么不同，从而能够完全平等地对待自我和他者，基拉尔谓之“小说的正义”。

　　如果说奴隶道德与现代的社会、伦理有关，而高贵的道德更多是一种古代的类型，在于，古代还没有所谓“自我肯定”这么现代的观念。所谓自我意识的主体性被认为是现代性的三大神话之一。基拉尔认为在柏拉图那里，完整的摹仿概念包含了对摹仿性分裂和冲突维度的重视。虽然他似乎认为柏拉图(Plato)没有充分注意到欲望也应该是摹仿的一个类别。事实上，在柏拉图《理想国》里，谈到各种政治制度下人们的欲望模式，其实总是在说这种欲望因为模仿而成为的样态。在柏拉图的哲学中。模仿被作为人类活动的基本行为方式，他认为对不同对象的模仿决定了这种模仿的哲学意涵。正因为模仿是人基本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方式，柏拉图看出哲学的探讨必须以此为基石，对于不同模仿对象的讨论，柏拉图并不要象现代人那样寻求摒弃任何模仿的所谓自我肯定的哲学，他寻求人应该模仿的对象，寻求正确模仿的哲学。因此，如果现代性问题必须以古代为参照的话，现代的问题是摒弃模仿的态度后面掩藏着潜意识的模仿、非理性的模仿、毁伤性的摹仿，这种自我屏蔽使得现代人再也看不到寻求正确模仿才是古代的理性之路。

　　平等社会与本体病的传播

　　据我看来，他们然后互相看着，互相模仿，统治阶级的大多数人形成了同一种风气。[35]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苏格拉底

　　随着现代社会平等的，从他者抄袭形而上欲望越演越烈，摹仿意味着这种内中介形式的欲望极具传染性。基拉尔把这种病态的形而上欲望模式称为“本体病”，在现代社会的土壤里，本体病的扩散非常迅速，席卷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斯丹达尔的作品表现借来的欲望如何毁灭了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普鲁斯特的作品把恶扩展到了私人生活，不过家庭生活经常幸免；到陀斯妥耶夫斯基，亲密的家庭生活也卷进去了。”[36]在爱情生活中：“浪漫主义的爱情不是对他者的献身，而是两颗对立的虚荣心之间展开的无情战争。”[37]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政党的存在，是内中介在政治上的天然反映。不是不同的政治纲领造就了政治对立，而是政治对立造就了不同的政治纲领。[38]”在国际政治中“个人对个人的吸引会造成个人主义，同样，集体对集体的吸引会造成‘集体个人主义’，又叫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自给自足’精神。”[39]在哲学和美学思想中，“主观性和客观性，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个人主义和主义，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看似对立，实则统一，都掩盖了介体的存在。”[40]

　　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国家的神话》一书中写道：

　　“柏拉图开始意识到，只要人对待主要的问题仍然是盲目的，对于政治生活的性质和范围缺乏一种真正的洞察的话，那么，苏格拉底关于‘自知’的要求就无法达到。个体灵魂是维系于社会本质之上的。我们不能把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分离开来。私人生活与公众生活是互相依赖的。如果后者是恶劣的、腐败的，则前者也不可能完满地达到它的目的。”[41]

　　基拉尔在《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分析了这种现代社会政治与个人灵魂之间的“摹仿”同构关系。

　　因为对他者欲望的抄袭的普遍性甚至会演变成相互抄袭，从而导致模仿激情不断高涨的空洞升级：“在内中介范围里，欲望的传播相当普遍，所以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身边人的介体，自己却懵然不知。而不自觉地成为介体的个人，兴许也不能自发产生欲望，因此他又会去摹仿别人对他的摹仿。一个起初不过是偶生的念头，到头来会变成强烈的激情。众所周知，任何一种欲望，倘有人分享，便倍加强烈。于是两个相同但方向相反的三角重叠起来。欲望在两个对手间输送，速度越来越快，仿佛电池充电，电流强度随着每次输送而增强。”[42]“这样就有了一个主体－介体和一个介体－主体，一个模式－信徒和一个信徒－模式。”[43]基拉尔看到现代小说天才们揭示了由于现代本体病的传播，人们的欲望相互抄袭，形成了基拉尔所谓的这种“双重中介”或“相互中介”形式，“两个主体愈是接近，愈是认同他们的欲望，他们之间的对立就愈残酷，也就愈没有意义。”[44]这是本体病持续发展的一种症状，双重中介愈加痛苦愈加虚幻愈加荒谬。主动寻求欲望介体可能使人沦为奴隶地位，力量强弱对比形成黑格尔所说的“主奴关系”，双重中介抽空了客观精神，这种虚无对立甚至使得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发展成为新的形式。“小说任何真实的变迁，不论其规模如何，都可以视为从主人向奴隶的过渡。”[45]和解既没有到来，自我与他者之间摹拟着黑格尔的斗争，其实彼此彼此，大家全都在嚷嚷着自主自由，其实互相拖拽着全都沦为奴隶。 “黑格尔辩证法，核心是人的勇气。胆大当主人，胆小成奴隶。小说辩证法，核心是虚伪。”[46]因为在这场虚伪的主奴之争中争取扮演主人角色，双重介体的当事者必须极力掩盖自己的欲望真相，这就是基拉尔发现的“为欲望而苦修”。而我们在现代文学中一再触及的诸如“窥探癖”、“纨绔风”、“受虐狂”、“施虐狂”等现象，基拉尔都放到欲望的主奴辩证法中进行了一番精细的观察，在基拉尔那里，这些现象都不是心理分析意义上的病态，而是哲学意义上的现代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