摹仿的欲望 七情六欲只通过间接方式、只通过想

摹仿的欲望

　　七情六欲只通过间接方式、只通过想象我们，而想象早已用体面得多的中间动机替换掉了原始动机。[1]
　　——《追忆似水年华》

　　勒内·基拉尔[2](Nené Girard)以文学批评开启了他后来一系列涉及人类学、心及宗教的。他择取他称之为伟大小说家（对应于他所谓“浪漫主义作家”）[3]的诸如但丁（Dante）、莎士比亚（Shakespeare）、塞万提斯(Cervantes)、福楼拜(Flaubert)、斯丹达尔(Stendhal)、普鲁斯特(Proust)、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i)、加缪(Camus)等和他们的作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小说文本的细读，在作品人物的意识深层发现了一种“三角欲望”（triangular desire），突出了在通常的主客体欲望模式中被抹去的“介体”(mediation)的重要性。在基拉尔看来，与其说我们欲望的是客体，不如说我们欲望的是介体。因为欲望不同于需求，并非直线性地指向客体，而更多的是对他者欲望的摹仿（mimesis, imitation）。籍此出发，基拉尔构建起一个以“摹仿”、“介体”概念为核心的欲望分析模式；并通过分析伟大小说家对于人性和真实的洞察，将文学和社会的研究连接起来，把“摹仿的欲望”（mimetic desire）推衍至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对各种历史状态下的“浪漫主义”态度，尤其对根基于民主政治的“浪漫化”进行了精彩的论述与批判，从而使其研究上升到一个哲学的高度。

　　基拉尔的欲望理论首先建立在对我们笼统称为“欲望”的基本心理结构进行区分的基础上：一种是“需求”(appetite and needs)。诸如对充饥解渴的食物、水的需求，这是根植于人类生物生活的基本需要的欲望。另一种则是“欲望”（desire）。真实的“需求”能够真实地获得满足，而与之相反，“欲望”往往超逾于它表面上的目标，根本无法获得满足或无法获得真实的满足。这种“欲望”根源于人的一种倾向——人们倾向于在想象中对自己的生活加以渲染，陷入对某些人或目标的迷恋，因为这些人和目标看起来似乎具有某种我们自感缺乏的价值，他们象征着某种我们竭力追求而不得的完美和充实。[4]这种欲望不可避免地导向基拉尔称之为“摹仿的欲望”的欲望模式。[5]出于对那种作为更为完美和充实存在的渴慕，人们会瞄准他人的欲望目标，亦步亦趋地模仿他人的欲望。

　　这种欲望模式完全不象人们自己想象的那样是直线性地指向欲望目标的，相反，在这种模仿性的欲望模式中，欲望客体远不如作为欲望主体模仿楷模（model）的欲望介体来得重要，在这个由主体、客体、介体构成的三角欲望的模式中，主体更直接指向的是介体。作为对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直线性欲望模式的挑战，基拉尔认为欲望没有本源的或者特许的目标，而是通过一个作为摹仿对象的中介选择其目标。这种欲望是“源于他者和对于他者的欲望（it is the desire of and for the other）”[6]。 而 “客体只不过是达到介体的一种手段，欲望觊觎的是介体的存在。”[7]对于基拉尔在文学中的发现，他会说：“介体的神性是小说天才的关键”。[8]

　　在基拉尔体系中，他使用“形而上欲望”（metaphysical desire）及“本体性欲望”（ontological desire）来意指这种性质。对于这种欲望模式而言，是我们心中的楷模赋予或提升了欲望客体的价值。因而，这种欲望总是有某种形而上性质。在这种关系中，介体在主体心目中仿佛是具有某种神性的存在。模仿者在介体面前近乎膜拜者对于他的上帝。因此，相对于宗教的对于上帝的“垂直超验”，基拉尔把这种相似但却是扭曲的对介体的秘密崇拜称为“偏斜超验”。“垂直超验”和“偏斜超验”有着相似的结构，更有实质性的差别。基拉尔用主体与介体间的距离来解释这种实质性的差异。“如果介体和主体各居中心的两个能量场的距离太大，彼此不接触，我们把中介称为“外中介”（external mediation）。如果两个场距离很小，因而或多或少彼此渗透，我们就把中介称为“内中介”（internal mediation）。”[9]

　　文化的禁止能够使一些模仿仅限于外中介范围，外中介形式的摹仿欲望或者说形而上欲望不会导致竞争、敌对和冲突，而往往是公开的坦然的崇拜和摹仿。而内中介形式的摹仿性欲望却是暗含竞争、敌对和冲突，而且还会孳生种种为掩饰这种秘密垂青而采用的策略，形成很多扭曲的情感和精神状态。恰恰是启蒙以来，能够抵御内中介的传统模式崩溃，导致现代社会大量滋生出内中介形式的模仿竞争。因而，谈到这种模仿性的欲望三角，并不等于说是主体有意为之，并非主体意识到自己的作为或具有清晰意图，相反，基拉尔认为这恰恰是潜意识的，在潜意识状态下，主体千方百计地掩盖、矫饰这种模仿。因此，这种看似目标明确的欲望，对欲望的当事者而言往往是盲目、偏狭而又狂热的。基拉尔由此看到这种欲望模式对于人类生活的巨大危险性，通过分析这种潜在的控制机制，他向人们展示了他的忧虑。

　　民主政治的“他者”的暴政

　　有一个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人，当然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相象，他以无法理解的和神秘的方式感觉到了上帝的真正缺乏和他者的确实存在，在他死之前，把自己心灵和自己孤独的心中的恐惧转达给我们，这颗心满怀对他的爱无力地跳动着，他已经不存在了，这颗心在无力地躲避存在的东西。[10] 　　

　　人需要一个目标，因此，人宁可期盼虚无，也不能没有期盼。[23]
　　——尼采

　　荒诞还在于客体的变形：“随着形而上的作用在欲望中增强，形而下的作用越来越小。介体愈靠近，激情就愈激烈，客体的具体价值就愈少。”[24]越是这样的情况越容易导致对于客体的“形而上的失望”，并激起寻求新的介体的不断重演而不加悔改的欲望灾难。介体的多样性及不断变幻会导致将自我投射其上的个体感觉变成碎片，这种混乱背后就是虚无。的感觉主义、心理主义，现代中高扬的“感觉性”、“体验性”，以及现代小说中屡见不鲜的 “破碎感”，根本没有任何神秘可言，在人们自以为的感性大解放的背后，恰恰是“感觉的帝国主义”[25]。基拉尔用他的中介来解释现代的价值失落：“由他者产生的欲望，开始时显得再高尚，再无邪，最终也必然把人一步一步领向地狱。”[26]这就是基拉尔在现代个人主义背后看到的真实。现代主义诸多杂呈的景观用这种客体的变形来看似乎就不再难解。对基拉尔来说，“空洞的折衷主义，短暂的兴趣，消失得越来越快的，交替得越来越迅速的理论、体系、学派，如今时人们激动不已的‘历史的加速’，凡此种种，”[27]所谓历史主义，不过是那种欲望介体的加速变幻，是黑洞一般被虚无恐慌激发着、推动着的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