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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距离将我们与近代拉远,但也正是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之后,凭借着这种时间距离,我们却可以更好地与近代哲学对话并对其重新评估。当我们从地平线上阅读近代哲学这一本文(Text)发现,近代哲学与由其自身释放出的现当代哲学之间生发出巨大转变。传统形而上学哲学思潮与当代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伴随这种冲突,在现代哲学中发生了重大变更并由此取得了一定成就。而这种变更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提供了借鉴,拓宽了视野。因此,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发展中所产生的哲学转型,我们应当有一个全面而清醒的认识。否则,我们便有可能仍局限于传统形而上学的视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实质性的进展视而不见。
??一、社会的巨变与哲学转型
??尽管哲学不能以“精神”的代言人自居,但哲学(尤其是走在时代前沿的哲学)与社会历史的发展与变化,有着一定的因果关联,或者说两者是互为因果的。从笛卡尔建立起自我主体的确定性,近代西方哲学登上了“思维的陆地”[1],到黑格尔将一切的一切都统摄进
他那无所不包的绝对唯心论体系而宣告近代西方哲学的终结(其实只是告一段落)。其间,西方社会历史发展历经沧海桑田,整个西方社会由农业社会进入社会,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大工业取代手工工场,与这些社会历史变化相协和的是:近代哲学经历了由感性哲学、知性哲学向理性哲学的进展;在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上也经历了二元对立进入抽象的同一,再达到绝对唯心论基础上的思辨的对立统一。但是,更大的社会历史的巨变与更深刻的哲学转型却随之而来。
??近代哲学是通过黑格尔完成和达到其顶峰的,黑格尔哲学在纯粹逻辑概念基础之上,强调以绝对理性为一切的一切之存在和活动的动能、本质和根据,一切起源于绝对理性又回复于绝对理性,最终建立起以绝对同一性为核心的无所不包的理性体系、理性王国。一方面,确立起理性的绝对权威,理性取代上帝而无所不能。然而,在理性王国歌舞升平的背后却隐伏着危机和矛盾。另一方面,当社会历史继续向前迈进,尤其是当西方文明经历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时,伦理价值观、宗教信仰、文化观念等的巨变,社会生产力和技
二、传统形而上学的神学性质与当代的冲突
??笛卡尔以其“我思故我在”确立起自我的主体性地位并将整个近代奠定于此基础之上,他的哲学体系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整个传统形而上学的雏形;其后,康德对经验论与唯的综合,对形而上学的论证,对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审美理性的批判(尽管康德宣称超越现象界去把握世界整体、上帝和灵魂是理性的僭越)。最终,他在现象与本体二分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黑格尔则更是在其绝对唯心论基础上,运用概念辩证法的暴力,消除了康德的知性二元对立而进入思辨理性的(思有、主客、灵肉、心物)全面统一与和解。黑格尔以绝对理性为其起点与终点,将万事万物都认作绝对理性的外化、客观化,而认精神、意识、认识为绝对理性的自觉(状态、形态),这样,思有、主客、心物、灵肉的统一与和解,就成了绝对理性的(自身客观理性与自觉理性)自我同一与和解[4]。但是,黑格尔自诩统摄、和解了一切的一切之绝对唯心论体系,留给后人的却是空前可怕的断裂与鸿沟,这种传统哲学模式的神学性质不可避免地与当代社会发生严重冲突。
??叔本华、罗素、阿多尔诺这三位分属不同流派,思想风格迥异的思想大家,却不约而同地揭露并批判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所蕴含的内在原则,并强调指出它实际上构成了黑格尔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石[5]。本体论证明所表达的上帝观念与上帝实在的绝对同一性神学原则更是奠定了绝对唯心论的理论基础,进一步说,在整个传统形而上学思潮中,无论是对绝对同一性的顽强追求,还是对绝对先验原则、第一原理的固执坚持,抑或是对逻各斯中心论的突出,无一不与本体论证明相勾连并由此被打上深深的思想烙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同意海德格尔对黑格尔哲学乃至整个传统哲学的神学性质的揭示和批评[6],也承认哈贝马斯关于从近代意识哲学向当代语言哲学、交往行动理论的演进乃至整个化进程,实质上也就是失神祛魅的进程的指正[7]。
??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在对本体论证明的具体运用和发挥中,通过对理性颠倒功能的发掘与运用,理性由原来用以论证上帝的存在和万能的媒介、途径和方式,逐步嬗变为上帝存在的根据和本质,进而理性取上帝而代之,理性自己最终成了无所不能的上帝。理性之上帝尽管用理性证明、逻辑演绎的方式取代了人格化上帝原有的盲目信仰和想像的途径,但是其神学的性质并未改变,都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也即用想像代替现实,将观念等同于实在,两者都只是远离现实生活的高高在上的虚构的世界。形而上学在推翻了上帝并以理性取而代之后,所建立的理性的王国,非但没有让芸芸众生感到安适,它所作的理性承诺非但没有带给人间以安居乐业,反倒是将人们逐出了原有的家园,变得无家可归而不得安身。人们陷入从未有过的异己的深重苦难之中。恐怕这就是黑格尔哲学、传统形而上学之所以被作为神学的翻版,在当代社会遭到猛烈攻击乃至抛弃的最重要的社会现实原因。它成为对当代社会推进平民、多元文化、多边对话等社会进程的障碍;另一方面也成为哲学自身进一步健康发展的禁锢。因而,彻底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神学性质,实现近代哲学的转型就成了大势所趋。
三、传统形而上学的辩证法绝对同一性的阴影与出走[8]
??对于辩证法的绝对同一性的突破是现代哲学对于传统形而上学批判,并完成其转向的另一个不可忽缺的方面。巴门尼德完成“思维与存在同一”的论证,一方面框定了后世哲学的基本,另一方面却同时奠定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同一性思维范型。追求同一、排斥差异成了哲学发展的主流,这一点,无论是在一元论那里还是在二元论那里,无论是辩证法运动观还是形而上学静止观都是异曲同工。只不过二元论和形而上学对同一的标准、尺度,比一元论和辩证法更加静止、绝对、僵死而已。
??近代哲学对于辩证法的绝对同一性的追求及其由此带来的消极,遭到现代哲学诸多流派的抨击和否定,从克尔凯郭尔用“非此即彼”消解黑格尔的辩证法思辨的正反合题的“亦此亦彼”[9],到波普尔的反辩证法[10],再到主义思潮诸多流派视黑格尔思辨逻辑为不合逻辑[11],认辩证法为诡变法,直至阿多尔诺以启蒙辩证法、否定辩证法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绝对同一性、绝对肯定性[12],竭力恢复备遭排斥、压制的非同一性、差异性,而坚持非此即彼的否定性(而不是否定之否定的扬弃)。现代哲学诸流派普遍地抵制、批判传统的辩证法对绝对同一性的凸现与追求,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大都已深深地意识到在辩证法绝对同一性的阴影笼罩下,任由“意识暴力”肆虐,不仅一切的一切皆被纳入正反合题的魔法,削足适履地纳入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即扬弃)辩证肯定的三段式圆圈,这种以辩证的否定取消了肯定,将否定变成了肯定的一个环节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的做法,势必导致听凭辩证法(使用者)对一切加以剪裁、度量,造成理论思维方面的独断、抽象和任意;而且,更为可怕的是,这种追求绝对同一性的辩证法其合理性一旦与合法性相结合而成为某种意识形态,在社会实践方面带来的就不只是对现有的社会文化制度的肯定性的辩护,而更可能导致(阿多尔诺并非危言耸听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剧[12]。因此,现代哲学对辩证法的批判与反驳,真正说来,是与恢复辩证法的非此即彼的否定性,给予差异、非同一性以合理合法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这同现代社会对个体权利、价值的关注,对多元文化的倡导,对文化霸权、帝国主义技术统治的抗拒更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