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首页哲学论文经济论文法学论文教育论文文学论文历史论文理学论文工学论文医学论文管理论文艺术论文 |
责任编辑：科教论文网
霍耐特从耶拿时期黑格尔的承认理论中汲取营养，主张在社会批判理论中复兴道德斗争思想，主张用承认理论解释一切社会斗争现象。黑格尔极力反对封闭的原子论主义，追求一种主体间性理论：将个体的“自我持存”整合到社会构成的“道德规范”之中，从而将“人人为敌”的自然状态转化为“主体间互相承认”的伦理生活（胡继华，第42页）。在霍耐特看来，黑格尔创造性地综合了费希特的“承认”和霍布斯的“斗争”概念，并同时赋予这两个概念以新的意义：“在一种伦理设定的相互承认关系框架中，主体永远处在了解其特殊身份的过程中；由于主体由此而确认的总是其自我认同的新维度，所以，为了实现对个体性更为苛刻的形式的承认，他们必须通过冲突再次离开自己已达到的伦理阶段。在这个意义上说，形成主体间伦理关系基础的承认运动，就在于和解与冲突交替运行的过程当中。”（霍耐特，第22页）这样，霍耐特在黑格尔主体间性理论基础上，概括地揭示了黑格尔早期“为了承认而斗争”思想中的主体间伦理生活状态。
但是，黑格尔承认学说是在理性唯心主义体系中完成的，如不获得强大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经验支持，黑格尔的社会政治思想就无法完成伦理建构的使命。那么，霍耐特是如何完成对黑格尔闪光思想的体系重建的呢？霍耐特基于后形而上学的哲学视野，利用米德社会心理学资源，改造了耶拿时期黑格尔的主体间性理论，实现了意识哲学向“交往主体性”承认哲学的转变，并将其作为具有规范内容的社会理论的主导线索，即结合相互承认关系结构内部的规范要求来解释社会变革过程。承认理论的出发点是，“社会生活的再生产服从于相互承认的律令，因为只有当主体学会从互动伙伴的规范视角把自己看做是社会的接受者时，他们才能确立一种实践的自我关系。”（同上，第100页）这个律令坚定地扎根于社会生活过程中，它提供了规范上的压力，迫使个体逐步解除施加在相互承认关系上的限制与束缚。因为只有这样，个体才能在主体间相互理解的社会中表达不断扩展的主体性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化的类历史过程离不开相互承认关系的不断扩展这样一个前提。这也正是霍耐特对福柯、哈贝马斯所陷入的如何处理个体化与社会化关系这一理论难题的系统解答。
“承认”即主体在他者中的自我存在，它从社会交往关系维度揭示了主体间实践自我关系的形成过程。霍耐特承认理论以人的认同形成为开端。它将人的认同形成描述为一个为了在互动中获得同伴的承认而进行的主体间斗争的过程，并着重分析了社会承认关系结构。它不仅解释了承认意味着什么，而且以经验描述与规范阐释结合的方式阐述了爱、权利、团结三种主体间的承认模式，以及个人认同所遭遇到的强暴、剥夺权利、侮辱三种“不敬”形式。其中，爱是一种主要存在于家庭的主体间互动承认关系，霍耐特把“爱”这种互相承认形式称作“个体相互之间折射出来的共生状态”。法律是一种存在于公民社会主体间相互认可和彼此尊重的关系。法律自主不仅体现为主体自身的权利与义务和道德自决权，以及对法律规范的严格遵守，而且体现为每个主体将自己视为法律制定过程的参与者。团结将爱的关系之中的情感支持、法律关系之中的认识尊重，上升为主体间交往的价值尊重。每个个体在交往共同体中创造自己的价值、尊重他人的价值，从而维护自己的价值。
这种“三分法”将不同的承认形式置于社会再生产的不同领域，在既成的互动领域中释放出每一种模式的三种固有潜能：(1)作为承认媒介；(2)成为可能的自我关系形式；(3)推动社会道德的发展。（同上，第103页）在三种承认形式分析中，霍耐特基于道德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考察，始终努力探索“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即为承认而斗争：“寻求承认的斗争只有一种令人满意的结局，这就是平等的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继卢梭之后，黑格尔在具有共同目标的社会中发现了这种承认的可能形式，在那里， ‘我们就是我，我就是我们’。”（见汪晖、陈燕谷主编，第310-311页）他相信：社会斗争代表着社会进步的现实动力源泉，而主体所遭到的蔑视和不敬经验则是社会斗争的深层道德动机；黑格尔和米德两位理论家并没有准确认识到产生压力驱动历史过程中所凸显的承认斗争的社会经验，都没有对蔑视或“不敬”作系统思考（霍耐特，第101页）。
霍耐特认为，社会反抗和社会斗争的动机源于道德经验语境，而道德经验语境又源于内心期望的承认关系遭到破坏（霍耐特，第170页）。作为承认的否定等价物的蔑视，就在道德经验上反映了这种承认关系的破坏（根据对实践自我关系所造成的伤害程度，霍耐特将蔑视的基本形式分为三种：强暴、被剥夺权利、侮辱）。“蔑视的经验为什么隐含在人类主体的情感生活中，以至于它可以为社会对抗和社会冲突，即为承认而斗争提供动力？”（同上，第141页）在霍耐特看来，蔑视之所以会成为社会对抗和冲突的深层动力，就在于个体被羞辱、被激怒、被伤害的消极情感反应会演进为一种“道德知识”。这种道德知识会通过一系列表达渠道和手段，形成一种集体行动上的反抗和对立，进而促成社会冲突的产生。也就是说，仅当个体在主体间解释框架内表达对蔑视的感受，并把它作为整个团体的不公正经验时，这些经验才能汇合成集体扩大承认关系的要求，从而成为社会斗争的集体道德动机。
四、结语
为了从根本上克服早期社会批判理论的困境，霍耐特力图重新诠释福柯的权力理论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并运用它们来重构社会批判理论。霍耐特在对早期社会批判理论困境的批判分析和时代诊断中，反思、综合了福柯与哈贝马斯关于这一理论的斗争和交往理解的双重范式，实现了这一理论的承认范式转向。“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论范式既内蕴着福柯权力理论中的斗争维度，又内蕴着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中的理解维度；它不仅是社会斗争兴起的解释框架，而且是社会道德发展过程的解释框架。霍耐特既克服了福柯权力理论中道德斗争规范性缺失的缺陷，恢复了道德斗争与经验世界之间的联系，又消除了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乌托邦色彩，使社会批判理论在实现承认范式转向后能合理地解释主体免于控制、免于支配的自由交往行动状态，从而为现代社会提供了较为恰当的分析和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