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2年，珍珠港事件过后不久，一群日本家聚集(2)
2014-02-18 01:08
导读：三个一神教--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圣人们”都把巴比伦痛斥为罪恶的城邦，其、军事强权以及都市文明是对上帝的傲慢的挑衅。具有寓意的
三个一神教--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圣人们”都把巴比伦痛斥为罪恶的城邦，其、军事强权以及都市文明是对上帝的傲慢的挑衅。具有寓意的巴比伦通天塔是狂妄自大和偶像崇拜的象征：“让我们建一座城市和一座高塔，让塔尖直入天堂；让我们给自己取个名字”（《创世纪》）。上帝果真将此举看成是对他的挑战：“现在，他们将打破一切限制，敢想敢为”。（《创世纪》）也就是说，这个城邦大国的公民们将把他们成为上帝的幻想付诸行动。
“真主不喜欢傲慢者。”《可兰经》这样告诉我们，同时还说：“安拉从地基上拿走了柱子，屋顶掉下来，落在他们的头顶上；无名之火涌向他们的心头。”先知以塞亚预言：巴比伦，“所有王国的荣耀”，终将成为“所多玛和蛾摩拉”13；傲慢者终将覆没，甚至连“阿拉伯人的黑帐篷”也不会安扎在这个地方。《启示录》上还说：伟大的巴比伦是“地球上淫荡之母，恶行之母”，它“已经堕落，堕落。” 三
希特勒说“犹太”时是什么意思？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为什么对达尔文恨之入骨？纳粹宣传者们认为，用“犹太人的”的，如经验主义式的探索或用实验来检测假说等等，是无法确立科学真理的；科学必须是“精神上的”，必须扎根在“民族”的自然精神中。他们认为，犹太人是通过理性来接近自然界的，而真正的德国人可以通过创造性的本能以及对大自然的热爱来达到更高层次的彻悟。本能，精神，大胆......1942年，京都大学一位日本教授认为，日本人肯定可以战胜昂格鲁-美国人的物质至上，因为日本人体现了东方的“精神文化”。
如同纽约的巴别塔17一样，“犹太人的”观念，即“科学是跨国的”和不分血统的人类理性是科学探索的最佳工具，被自由主义和城市文明的敌人们认为是一种狂妄。科学，就像其他事物一样，必须注入更崇高的理想：日尔曼民族、上帝，安拉，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不过在背后也许还有其他别的东西，甚至有更原始的东西。部落神诋的崇拜者们，甚至万能神诋的崇拜者们，包括基督教徒，穆斯林，正统的犹太人，时不时倾向性地认为，异教徒们不是灵魂败坏殆尽，就是根本没有灵魂。基督教的传教士们提到拯救灵魂不是无缘无故的。在一些极端的例子中，这种观点为杀害不纯的不信教者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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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是西方主义反复出现的主题。19世纪亲斯拉夫派将“硕大”的俄罗斯灵魂与机械的、没有灵魂的西方对立起来。他们声称自己代表着深厚的情感和对苦难的深刻理解。而西方人注定了在机械方面富有成效，除了拥有非凡而实用的能力之外一无所有。灵魂的推销者们总是要用猜疑的目光来看待智性的怀疑。西方主义者们歌颂灵魂或精神，鄙视知识分子和智力活动。他们认为智力活动是分裂的，是愚钝的更高形式，他们对“整体”没有感觉，对“纯粹”没有感觉，对生命中至为重要的东西没有感觉。
所有的民族都存在一个相当普遍的想法，即“他人”与我们是没有什么共同情感的。这个想法的一个变体就是认为东方人的生活是简朴的，或认为苦力是没有痛苦的。在、印度、日本和埃及，我们多次听到人们表达这样的观点：西方人是淡漠的，理性的，冷酷的，缺乏温暖的人类情感。这显然是狭隘无知的表现，而且它还反映了整合的一种方式。后启蒙的昂格鲁人-法兰西人-犹太人-美国人的西方将自身看成是由世俗体制统治的，所有公民的行为是受世俗约束的。宗教信仰以及其他精神方面的事情都是私人性的。不过，我们的政治同公共价值或道德信条并没有完全分离，当今的一些领导者们也愿意看到公共生活中能包容更多的宗教内涵；但西方仍然不是由精神领袖们，即人的世界与神的世界的中间人来统治的。我们的法律不是来自神的启示，而是由
法学家们制订出来的。
在专制社会中，不管是斯大林主义式的，君主制式的，还是伊斯兰主义式的，独裁者们也是最高的牧师，或是崇拜的偶像，他们使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语言。再举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例子或许有用。由美国领导的盟国是以自由的名义与日本作战的，而日本在亚洲的圣战则是以神的公正与和平的名义来进行的。“日本国家政策的基本目标在于根据‘世界大同’的崇高精神来创造稳定的世界和平，这个国家就是据此原则而建立的。”1940年日本首相近卫如是说。伊斯兰分子的目标也是想把世界统一在一个屋顶之下，只要能把异教徒以及他们的高塔通通摧毁。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当政治与宗教融合在一起，那么，经常打着爱与正义的旗号所推销的集体目标容易涵盖整个世界，或至少世界的大部分。国家是一个世俗的建构。伊斯兰的兄弟会，罗马教会，世界共享日本人的屋顶，全球共产主义，所有这一切都是用不同的方式包含了宗教目的或千禧目的的。此类目的在西方世俗化国家中也并非少见。尤其是在美国，右翼的基督教组织以及其他宗教压力集团18，试图用种种让开国者们震惊的方式把他们的宗教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注入到国家的政治中。杰里·福尔韦尔19牧师大人把恐怖分子对纽约和华盛顿的袭击说成是对我们世俗罪恶的一种惩罚，这表明他的思想与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思想相距并不太远。
然而，合乎理想的是，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是菲迪南·托尼斯20称之为法理社会的范例，其社会成员受共同的社会规约所约束。另一种社会，即礼俗社会，是基于一个共同的信仰，或共同的种族关系，或基于相互之间深厚的情感。最为典型的是，德国思想家埃德加·容格21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说成是智力（西方）和灵魂（德国）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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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西方的敌人一般都渴望成为英雄。正如墨索里尼鼓励他的新罗马人那样：“永远不要停止大胆！”伊斯兰主义，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都是英雄们的信条。永远革命的理想是一个不断引起激动的蓝图，是用持续的英雄暴力激发活力的蓝图。革命英雄的共同敌人是安稳的资产阶级，城市居民，小职员，发胖的股票经纪人，简言之，就是在世贸中心
办公室里工作的那一类人。在卡尔·马克思看来，遭受其优秀儿女们（包括马克思自己）的强烈仇恨，正是资产阶级（或许是上最成功的阶级）的一个特有的特性。资产阶级的性格中缺乏英雄主义，不会采取伟大的行动，与这一特性有着很大的关系。英雄们勇于牺牲，而资产阶级痴迷于个人安全。英雄们数着丧钟，而资产阶级数着钞票。1998年采访者问本·拉登：他是否害怕来自组织内部的出卖。他回答道：“这些人抛弃了世事俗务，他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圣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