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2年,珍珠港事件过后不久,一群日本家聚集(3)
2014-02-18 01:08
导读:知识分子们很少有英雄的行为,却经常表现出对资产阶级的憎恶,对英雄主义--英雄领袖、英雄行为--的迷恋。墨索里尼时期的意大利家们赞美速度、青春
知识分子们很少有英雄的行为,却经常表现出对资产阶级的憎恶,对英雄主义--英雄领袖、英雄行为--的迷恋。墨索里尼时期的意大利家们赞美速度、青春、活力、本能,以及藐视死亡的大无畏。二战前的德国社会社会主义者喜欢将英雄和资产阶级并列起来:索姆巴特22的《商人和英雄》和波格斯拉夫·凡塞尔筹23的《平民与英雄》就是这一类型的两个范例。还有许多其他人,绝不都是德国人。凡塞尔筹认为,资产阶级的自由社会已经变得冷漠,破碎,颓废,平庸而没有生气。他这样写道:资产阶级永远躲藏在没有危险的生活下面。他说:资产阶级急于消解“对生活的战斗,因为他缺乏必要的力量,不能如男子汉那样来征服袒露与严酷的生活。”24
对凡塞尔畴或厄尼斯特·容格尔25之流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体现了人身上一种完全不同的、更具英雄气概的一面。因此,荣格本人参加过的兰吉马克战役却成了此类英雄崇拜的题材。这次战役是1914年一个特别恐怖的事件,14万5千人在一连串无济于事的进攻中阵亡。然而,那些年轻的英雄们,其中有许多人来自精英大学,如30年后的日本神风敢死队飞行员,却必须唱着“德意志歌曲”冲向他们那年轻的坟墓。西奥多·科拿26一个世纪前写下的名言经常在记忆中回响:“唯有献身才会幸福。”阿富汗战争的第一周,英国一家报纸引用了一位年轻阿富汗战士的话。这位战士说:“美国人热爱百氏可乐,我们热爱死亡。”这正是膜拜兰吉马克的情结。
连那些同情民主西方的人士,如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27,也指出过,缺乏辉煌、墨守成规和文化平庸是我们的政府体系的固有缺陷。托克维尔警告说:民主很容易变成绝大多数人的专制。在他看来,美国没有伟大的作家,或者说没有什么可以称作伟大的东西。这是一个普遍的但却值得怀疑的指责。我们根本看不出来,纽约的艺术与文化比大马士革或北京的艺术与文化要逊色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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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富裕的、市场驱动的社会中,确实有很多平庸低劣的东西,奢华本身也没有什么好羡慕的,但是当人们对资产阶级物质享受的鄙弃变成了对生活的鄙弃时,你就知道西方遭到了攻击。这种鄙弃的源头有很多,但它却吸引了那些感到无能、边缘化、被排斥或被贬压的人们:感到不被认同的知识分子,城市里心怀抱负却没有才气的艺校学生,湮没在人群中的随波逐流的普通人,从第三世界国家来到优越的西方却感觉自己遭受冷漠嘲弄的年轻人。潜在的死亡崇拜者的名单是无止尽的。
一位早期的纳粹家凡登布鲁克28这样写到:自由主义就是“让每一个人成为平庸者的自由。”死亡崇拜的塞壬们说,走出平庸的惟一办法就是将个人的小我融入到集体活动中去,集体的可怕能量在“元首”,天皇,上帝,或安拉的名义下释放出来,可以创造出辉煌。领袖将个人对辉煌的一切渴望人格化了。如果崇高的事物处于危险之中,那么一个人,两个人,或一千个人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这种思想成了对其他人实施伟大暴力的许可证:犹太人,异教徒,资产阶级自由分子,锡克教徒,穆斯林,或者为了一个更伟大更辉煌的世界而必须清洗的任何人。一位名叫弗兰西斯·斯格特的美国牧师试图向东京战犯法庭说明,日本士兵在战争期间是极端残忍的。经过对参战士兵们的多次采访,他得出了结论:“他们都相信,天皇的任何敌人都不可能是正确的,因此越是残酷地对俘虏越就表明他们对天皇越是忠诚。”29
然而,最真正的圣斗士不是虐待者们,而是神风突击队飞行员们。牺牲自我是反西方战争中的最高荣誉。它是资产阶级苟活怕死的绝对反面。青春是最能够作出牺牲的时期。大多数神风突击队员才刚刚走出中学校门。正如本·拉登所说:“15岁到25岁之间正是一个人进行圣战和不怕牺牲的最佳年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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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938年,考尔奈在《反西方的战争》中认为:“妇女解放的潮流明显是西方所特有的。”这个有点总括性的说法似乎可以从考尔奈敌人的观点中得到证明。纳粹宣传家阿尔弗莱德·罗森伯格30说过:“把妇女从妇女解放运动中解放出来是一代妇女们的第一需要,即把国民和种族,以及永恒无意识从衰落和破败中拯救出来,这是一切文化的基础。31撇开这个头脑混沌的思想家使用永恒无意识可能具有的含义,罗森伯格的意思非常清楚。女权解放导致资产阶级堕落。女人的应有位置就是做英雄男人们的养育者。德国人从波兰以及其他纳粹占领国引进如此庞大数量的工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教条地认为德国妇女应该待在家里。
本·拉登同样痴迷于男人气概和妇女。这正是他紧抱不放的西方主义信条之一。他在1988年说过:“那个地区(指海湾国家)的统治者们已经丧失了男子气概。他们认为人民都是女人。老天作证,穆斯林妇女是不会接受美国和犹太妓女们的保护的。”在他的描述中,西方决心要“剥夺我们的男子气概。可是我们坚信:我们都是男人。”
中,没有哪个国家如战时日本那样由男性主宰着社会。强迫朝鲜人,人,菲律宾人,以及日本女子成为军妓的残忍政策是日本帝国内妇女地位低下的标志。然而,战争本身却对日本妇女的解放产生了独特的作用,其作用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因为大多数身强力壮的男人上了前线,妇女只好照看家庭,从事黑市交易,去工厂工作。与遭遇失败深感羞辱的男人们不同,许多日本妇女把盟军的胜利看成是迈向自身解放的阶梯。日本战后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妇女得到了选举权。早在1946年,就有大量妇女参加选举。(日本)新宪法主要是由美国法学家起草的,但是有关妇女权利的条款则大部分出自一位名叫比特·西罗塔32的杰出人士之手。她是西方的敌人可能会憎恶的许多事物的代表。她是一位受过的欧洲妇女,一位犹太人。 注释: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1;阿维夏伊?玛格里特(Avishai;Margalit),耶鲁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在;Russel;Sage;Foundation作访问学者,著有《儒雅的》,《记忆的伦理》等;伊恩?伯鲁马(Ian;Buruma),1951年生于荷兰,曾为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人文学院员,;现居伦敦,著有《上帝的尘埃:亚洲之旅》、《面具的后面》、《伏尔泰的椰子》等。
2 即凯泽?威廉二世(Kaiser;Wilhelm;II,;1859-1941),普鲁士国王,德意志帝国皇帝(1888-1918)。
3;D.C.;Holtom,;Modern;Japan;and;Shinto;Nationalism;(University;of;Chicago,;1943),;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