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德国人曾经在哲学上演奏过第一小(2)

　　什么是缺乏的，什么又过剩的，我们用一个最好的例子来解读。人们只需要在一堆新出版物中任意挑选一本，例如我选择的是毫不起眼的W.茨沫里(Walther Zimmerli)在1988年出版的《技术时代与后现代主义》。这本书收集了一些两年前的某个会议上产生的关于“哲学的普通社会”的“狭小圈子”的文章。深入其中，可以了解到现代技术对于人类环境的威胁；社会变革中美学与实用之间产生的利益冲突；现代人感觉到的危机和对于严格定义的后现代主义的躲避。优秀杰出并为人所接受的思考，却因为我们的报纸20年每日不断对其报告而被限制。这本书里提供了什么东西，是陈词滥调的集合，如流行的那样完全依靠艺术和哲学的名言来提高它的质量。感兴趣的读者费力地阅读一篇篇文章，提出自己的问题：什么才是作者要提供给我们的新东西？他想表达的是哪些新颖的想法？他可以给我们哪些新的启发？这本书给予我们一些若隐若现的东西来提高我们的兴趣，但当人们读到结尾时，却没有发现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之下肯定会有人有兴趣问，对这些会议文章的批评会有怎样的反应？眼泪或是冰冷的沉默？或者应之以一篇高傲的、充满可有可无的冗言的短篇论文？然而像日常一样，什么事也没发生。读者们只是从一篇相关的报道中了解，第一表示了“很高兴趣并希望发言的”教授未获准出席这个自命不凡的会议。第二是“听众们被讽刺嘲笑的评论般的愚蠢学识所吸引”。第三是再次报道了“在习惯的辉煌之后”。从哪里可以看到这些评论？在《哲学月刊》。那么又是谁出版这本杂志呢？“哲学的普通社会”。

　　这种体系可以庆祝了。以索引和引用方式主导和活跃了学科讨论⑤。“在许多大学学科领域，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学术上的近亲繁殖导致了完全不实用和毫无成果的系统，没有竞争，没有外部控制，但是却有着自我运转的明显轨迹。学者们更愿意相互邀请参加学术会议，相互之间引用自己朋友的论点。相互借用以显示地位的崇高并且一致对外。那些经常被引用的人无处不享有着尊重，由此可以肯定，也一定在下次的被邀请之列。”维也纳学者新闻评论员E.瑟摩劳(Eugen Semrau)⑥曾经这样在评论中写道。

　　当哲学在德语语言环境中丢失了其多样性和创造性，那么这不仅应归咎于在大学环境之中的专业基本能力，同时也在于哲学的批判是否被普遍接受。检验大学的哲学教授们的资格的方法：书本知识几乎全部集中在专业的历史方面。同时他们是否可以复制这种教育，是否可以给人以风格上清晰而细微差别的感觉，而在学术的提高中却几乎不扮演任何角色，很少能出现批判能力的问题。而没有这些问题科学进步是不可想象的。这一特点可能是导致自1800年以来德国哲学的思想之翼：创造力、幻想和丰富的思考在今天严重缺乏的主要原因，以至于极大地损害着学术的未来。

　　当1795年20岁的谢林发表他的论文《我的哲学体系》时，这给德国学者带来极大的冲击。这也直接导致他在两年之后成为耶拿大学的教授。这种事情在今天的德国是可以想象的吗？问题本身听起来就已经很荒诞可笑了。现在的学生在第一个学期就已经学会，必须持怎样的一种态度，才能够获得成功。那就是“严格的书面工作”，他的世界观必须可以从某种哲学观点中得以引证，因为不如此，就很可能不被认可。这种思路同样也可以从出版物中解读出来。博士研究的工作多数情况下也是采用引文-释义-引文-释义的方法来完成。会有哪一个学生已经作好准备，为了阐述他自己的哲学基础而冒不能毕业的危险呢。一般来说，教授们只从“合格的”毕业生中寻找自己的助手，这样可以确保他们的观点更为接近。在教育水平相同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决定因素，因为教授们可以以此确保在他退休之后，他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成果可以继续得到保持和发扬。这一整套完整模式的运行，也同样主导着哲学的其他方面。学生承诺对其事业的继承，完全取代了对于熟练的质疑和反对以及聪明的陈述矛盾的要求，在很多情况下只走流线型的方式。那么这种足以令人后悔的学术停滞和“哲学危机”就是必然结果了。

　　关于这种学术停滞，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是在前东德哲学的重建方面。1991年澳大利亚伦理学者P.辛格(Peter Singer)曾这样写道：“现在在前民主德国的大学建立了许多新的位置”。

　　对分析思维感兴趣的哲学学者们，对于可能被分配到这些新的位置感到恐惧，这些位置可能只有一些少量的、不太好的题目，或者是一些对历史的研究和总结。⑦而今天当可以肯定，这里可能有着巨大而完整的机会时，他们又设置着新的障碍。在关键位置上都是他的同事和学生为他提供保护。公平并有着较强适应能力的哲学学者如G.梅格勒(Georg Meggle)(莱比锡)或者F.费尔曼(Ferdinand Fellmann)(开姆尼茨)在东德的大学只可能是例外情况下。大多数哲学教师因为他们不断增加的权利，因为他们的圈子渗入许多新的大学而自命不凡。教学内容片面性的问题一再被其辩解：人们必须首先教会学生“所有基础知识”，并且告诉他们“哲学工具”。因此观点的转变无论如何是会失败的，哲学完全没有一种东西作为一般联系的基础概念和不同的教学观念的总结提供给人们。所以哲学学者们更愿意在虚幻中保持统一的方法和那些准确概述的知识。当这些话的作者在德累斯顿理工大学与一位有影响的伦理哲学家交流时，他很快发现哲学的处境并不好。一位同事用更为生动形象的词语解释说，对于永恒真理的信仰无论如何不会熄灭，我们依靠它保卫传统的价值观，反对某些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伦理哲学家：“我们培养真理和诚信，理性的观点因此而被定义。失去或者嘲笑诚信是我们当前的主要问题。这非常糟糕。有科学的客观性！这一领域没有相对性！是的，是的，也许有可怜的科学领域，也许有可怜的愚蠢，有对诚信后现代主义的玩弄和嘲笑讽刺。这些都是存在的。我们用任何一种方法收回对诚信的沮丧，不允许它完全属于我们。不，相反，它将被完全作上标记。它将被完全确定。”为了能够使学术研讨更加活跃并且可以得到必需的多样的观点，教授需要在会议中带去他的两个助手。但是看到的却是：三个人的观点总是完全相同并相互证实。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当每一个享有声望的学者给出一个主题并就此做论述时，就会得到其他与会者一片“是的，正确！……这样！……就是这样！”的呼声。这种学术力量的展示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⑧

　　当来自东德的过时的并且是垄断的教学观点成为焦点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改革的风格方向。这里可以举一个柏林的哲学学者K. H.吕德林(Karl-Heinz Lüdeking)的典型例子。吕德林被认为是德语区内最好的“分析美学”的专家。1989年8月他因为在他的第一本著作《艺术的分析哲学》中论述了“时间”，而在这个专业圈子中非常有名。通常情况下吕德林可以期望在他的科学事业上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然而事实是，吕德林为他的科学研究寻找职位的努力完全徒劳无功，甚至于不得不依靠失业救济的帮助。新闻工作者W.霍赫克裴(Willy Hochkeppel)如此准确地描述说：“吕德林对于哲学大人物坦率地不尊重并经常持有玩世不恭的态度。”这样人最好是从大学哲学中转向，因为他们的无法估计的改革创新潜力让人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