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德国人曾经在哲学上演奏过第一小(3)

　　只要“教授即是永恒的真理”和对于助理来说“教授永远是对的”的说法存在，那么情况就几乎不会有任何改变。尽管人们在较长时间内不可能解决哲学学科是否只依靠其光辉的过去来维持，是否可以达到现代科学的要求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哲学的统治阶层仍然拒绝改革。

　　只对传统加以记录是德国当代哲学平淡乏味的关键原因。由此得出的事实是，必须用严密的、科学的概念对哲学的旧的东西施以手术，遵从永恒真理和纯净理智的洞察。虽然那些经过提炼的观点在当时是处于世俗的对立面，但今天的学者们却依然有将其保持下去的趋势，仿佛传统规则在将来也是适用的，似乎认为哲学在本质方面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了。“严密的科学”被当作检验标准来使用，用这一标准扼杀新的想法。偶尔的“漏网之鱼”，多数时候也被传统的思维模式排除，与其对这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寄予过高的期望，还不如直接将它遗忘。德国的哲学因此成为其历史的牺牲品。基于传统，人们对自以为是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不断施加压力。今天的哲学要求些什么，是一个死循环：一方面哲学应该提供认识上的进步，另一方面哲学思维又需要沿着传统的轨迹运行；哲学应该是符合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或者维特根斯坦的，因为人们完全不可能再用其他的东西去介绍科学的哲学。

责任编辑：科教论文网

　　为了解决存在的问题，赋予其必要的要求同时规定限制其确实能够解决的任务。每一种哲学理论提供的思维模式，都应该将所出现的、令人困惑不解的现象解释清楚。能否接受这种模式取决于个人和团体的个性，取决于对这种限定的适用性事实的肯定和其必然性的引导。哲学需要是什么，是一种民主化的多元格局以及全面化的趋势，确保新出现的观点不会被主观界定、保持对其缄默或者不被“不科学的东西”诽谤。P.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认为：“理论的多样性”对科学是有益的，可以改变单调乏味并陷入停滞的批判力量。⑨“广泛的实践对于认识的进步是绝对必要的”⑩。奇怪的是，在某些地方，依然必须强调观点是多样性的，因为实际中它往往是单一的。鼓励学生们提出自己的哲学规划，对于给有创造性的、科学的想象力创造机会是非常必要的，注意他们的作用仅仅是取代在考试和讨论中其所积累的知识的释放。如果德国理想主义的思想者像今天大学教授一样小心翼翼，总是不断地引用“柏拉图认为”“亚里士多德说过”，那么就不可能在渊博的学识之上建立思维体系。

　　只有少数哲学学者具有这种远见：认识到实际上在这一方面是相当缺乏的。H.楞克(Hans Lenk)(11)可以算做其中的一员。学者之间的距离使得盎格鲁撒克逊哲学缺乏灵活性。试图在我们的一些学术刊物诸如《哲学和公共事物》；《应用哲学国际学报》上寻找这些东西几乎完全是徒劳的……，很遗憾，德国哲学到目前为止几乎完全没有接受这些东西，更别提对今天的人和深深打上技术社会烙印的现实问题在生活实践中进行深入讨论。哲学学者必须致力于加强对当前切合实际的题目和对公开的、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的研究。他们已经长时间疏忽这种义务，他们长时间沉溺于精神上的学术殿堂和智慧的泡沫之中，直到几乎完全失去他们的影响和依赖。哲学必须提出一个新的、社会的和公开的承诺——新的注重实效的哲学，这需要一种哲学的新的、开放式的工作。

　　我们很少听到像这样的呼吁，但是在德国哲学中依然存在着特例现象。长期坚持的逆向选择在某些地方也可以建立哲学体系，这些是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哲学必须紧紧依靠问题，没有权威却赋予更多的动力，U.施泰因福特(Ulrich Steinvorth)属于此类，就像D.毕恩巴赫(Dieter Birnbacher)，G.福尔沫(Gerhard Vollmer)和E.图亘哈特(Ernst Tugendhat)一样。而K.-O.安培(Karl-Otto Apel)和J.哈伯马斯(Jürgen Habermas)则不属于此类：他们俩的精神创新和德国哲学的传统强烈地混合在一起，没有哪些成果是清楚明了。但是在专业术语时间和语言彼此紧密联系中的哲学关系却不能不提及。

　　然而这些例外现象现在也不再是亮点，在它之前黑暗已经很明显的表现出来。是什么迫使德国大学的哲学陷于如此的困境之中？事实上在哲学繁荣时期这种情况就已经开始了。对哲学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大学的哲学界却无法运用这些兴趣和创造的潜力。人们只需要把他们的看法向出版社投稿，然后传播，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就像《信息哲学》所报道的：德国通讯社在对Vittorio Klostermann、Felix Meiner、Junius、Niemeyer、J.B.Metzler和Kohlhammer这些出版社的民意调查中显示，哲学繁荣的最后岁月已经过去了(12)。传统的哲学出版物过于按照传统的要求强化了他们的出版程序，以至于不能在哲学的繁荣时期分享成果。《明镜周刊》1996年夏评论说：尽管哲学这些年已经成为与增长无关紧要的部门，但大学调控的市场依然无法从中获利。(13)

　　在这种情况下，哲学爱好者更常用的方法是自我帮助。在一些大城市组建了一些哲学的团体，在每周一次的晚间聚会中就彼此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探讨。最著名的团体是由慕尼黑的学者贝尔格(Wolfram von Berg)发起组建的，这位哲学的民间活动倡议者依然记得四年前在巴黎第一个“哲学咖啡馆”的建立。这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巴黎的学者M.沙特斯(Marc Sautets)在1992年的一次广播电台的专访中，提到他每个星期天的上午11点中都会与朋友到“咖啡馆”讨论哲学问题，这一消息吸引了很多哲学爱好者，他告诉他们确定的时间、地点，接受他们加入讨论。很快参加者的人数达到了200人。M.沙特斯的方法在全法国传播开来，今天在巴黎以及周边地区已经有了22个这样的咖啡馆，而在法国则更多。“在固定的时间人们可以在巴黎的咖啡馆之间获得令人神往的漫步时间。每一个咖啡馆都是不一样的，但是都弥漫着同样的精神。每个人都在倾听，在批判或者许愿，但没有人长篇大论或者用哲学的术语在此进行蒙骗。”(14)

　　哲学咖啡馆的经营者要求限制参加者的人数并向不断增加的听众散发讲演稿。这是哲学实践与商业基础之间的矛盾。多数时候这是由精通哲学独立个人建立，他们调整广播的节目，提供对话并吸引更多的听众。自1981年G.阿赫巴赫(Gerd Achenbach)第一次在德国将哲学实践植入生活，超过30个城市建立了这种组织。当这些言论以书面形式在这个背景下出现时，哲学咖啡馆的普及，就不再是努力去争取获得知识在应用上的结果和关注哲学在这些对话中的主要活动过程。在大学学习和研究后的人很少将书面的东西运用于实践。实践可以提供什么效果，现在还没有更多的显著之处。如果询问经营者，收了钱，给的是什么样的商品，出现的答复会是如“开放思维的入门”、“独立思考的支持”、“富于创造性力量的释放”、“获得心理平衡”之类。很多主办者，以生活指导者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就像心理学上提供否和是。因为实践可以另辟蹊径，可以达到预期中的繁荣。实践给企业管理者提供相似的成功经验。哲学在这里表现的依然像一个新潮的小饰物，就如形而上学一样，没有人确切知道它有什么用。(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