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析作为《论不可译性》之前提的康德先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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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先验”取向的不适用性看翻译的理想和标准

;;; 虽然王宾教授和国内外许多著名学者一样，认定只有从康德所强调的“先验”维度出发，才能进行研究、构建相应的各种学科的理论体系，但是，具体就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领域而言，他并没有对这种“先验”维度为什么适合于进行这样的研究，做出理由充分的论证和说明。在我看来，从根本上说，以强调这种“先验”维度为基本特征的康德先验，其实并不适合于进行这样的研究。囿于篇幅，这里只能非常概括地陈述以下理由：

;;; 第一、作为西方哲学史上的一座高峰，康德的先验哲学完全坚持了西方哲学传统的基本立场和理想，即鄙视和拒斥感性经验，竭力试图通过舍弃变动不居的现象世界而追求其背后超验的、确定的、绝对普遍有效的真理。实际上，无论其善良愿望是什么，这种立场都会完全割裂实际经验过程和相应理论研究之间的有机联系。而这样一来，尽管构建相应理论体系的初衷是为了获得指导具体实践的“普遍有效的知识”，其结果却由于完全忽视了具体行为主体的活生生的经验生成过程，变成了对研究这种经验过程的努力的限制——在这里，实际上就是忽视了具体翻译者的主观经验的不断生成过程及其结果，从而导致了为提升翻译理论研究水平的努力设置障碍的结果。而这样一来，其理论研究的根本意义和价值显然也就荡然无存了。

;;; 第二、如果不仅仅停留于直接援引康德先验哲学的基本观点，而是从追询其研究模式的角度进一步透视其基本框架所依据的摹本，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哲学框架是以牛顿经典力学为典范的，其基本特点即竭力追求一劳永逸地获得研究结论之绝对的、以逻辑必然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几乎用不着进行系统详细的论证就可以看到，作为理论体系的典范，牛顿经典力学所面对的，只是处于中观领域之中的自然客体，而不是以主观经验的不断动态生成过程为基本特征的、从事翻译和翻译研究的现实主体。因此，只要承认“不同的研究立场和研究是由不同的研究对象决定的”，我们显然就可以说，完全处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之中的、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所面对的对象，与牛顿经典力学和以其为典范的康德先验哲学所涉及的对象截然不同。所以，援引康德哲学的“先验观”、“并认定后者方能通向翻译理论”，在学理上似乎并不具有什么根据——至少我们可以说，这种做法在学理上看是可疑的。

;;; 第三、就其方法论视角而言，康德先验哲学和牛顿经典力学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也就是说，它们所关注的都只是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维度，力图通过从其特定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出发，通过舍弃研究对象变动不居的现象生成维度、仅仅对其状况进行相应的研究，便得出具有客观性和普遍必然性的结论，亦即得出具有历时性的结论；而不是通过把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维度和历时性维度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而得出相应的结论。显然，这种做法完全有可能彻底割裂和抛弃研究对象的历时性生成维度、彻底把这种对象孤立出来，从而使之变成“无本之木”。从根本上说，即使这种做法在研究中观尺度的自然客体的过程中没有完全露出马脚[10]、得出使人误入歧途的结论，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把这种方法论视角完全照搬到截然不同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中。我认为，具体就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而言，与其他研究领域相比，这里最突出的特征其实就是翻译者主观经验、主观理想和具体标准的不断生成过程，以及由此而来的译者水平和眼界的不断提高过程。毋庸赘言，以牛顿经典力学为典范的康德先验哲学所使用的这种方法论视角，根本不适合对这个领域进行理论研究。

;;; 综上所述我认为，康德的先验哲学基本框架并不适合于研究翻译和翻译理论。它与这种研究的最突出的共同点似乎就在于，竭力从理论角度突出研究者的理想特征，却又没有对其做出恰当的理论说明。如果为了提升这种研究领域的理论水平而完全遵循这种基本哲学框架，我们就只能把“经验”维度和所谓“先验”维度彻底割裂开来，最终“作茧自缚”，陷入事与愿违的境地。在这里似乎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如果忠实地固守西方哲学、特别是康德先验哲学所坚持的基本立场，那么“理想”或者“标准”本身便很难说是经验性的，否则，无论西方哲学迄今为止一般所谓的“超验”维度、还是康德所谓“先验的”“物自体”，就似乎都没有立足之地了——因为无论“先验的”“物自体”究竟是“一”、是“大全”、是“至真、至善、至美”，还是“上帝”或者“彼岸世界”等等，其实无一不是特定主体以其特定实际经验为母体而进行的“理想化”过程及其结果。反过来说，只要我们承认“理想”来源于经验、具有经验性、必须回到经验才能发挥作用，那么，所有各种“超验”维度和“先验的”“物自体”也就都没有立锥之地了（在这里，我们其实还可以提出一个更加关键、但无法加以论述的根本性，即“在实际研究领域截然划分‘经验’和‘超验’、或者截然划分‘经验’和‘先验’的合法性依据究竟何在？”即使不涉及其他问题、不进行任何进一步的，我们显然也可以肯定，这种划分方法确实包含着为当今中西方许多学者痛加批判的“二元分裂对立”倾向）。那么，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研究者的理想特征，从而提升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的理论水平呢？

;;; 我认为，对于提升这种研究的理论水平来说，重视、研究并处理好“理想”及其地位和作用，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存在于这个领域之中的不是康德先验哲学的“经验vs先验”悖论，而是由“翻译的实际经验性行为”与“翻译标准”构成的“悖论”——之所以为“悖论”一词加上引号，是因为这里存在的根本不是什么严格意义上的“悖论”，而是“翻译的实际经验性行为”与“翻译标准”之间的“张力”（tension）；而且，恰恰是这种作为研究动力而存在的“张力”，推动着翻译者既不断完善翻译的过程和结果，也使自己的翻译经验不断丰富、使自己的翻译水平乃至翻译理论水平不断提高。显然，就对这个过程的研究而言，翻译的“理想”和“标准”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 其实，一般说来，无论从事哪一种翻译或者翻译研究，无论翻译的“理想”和“标准”在具体研究者那里多么五花八门（诸如“信、达、雅”之类），我们似乎都可以说，它们都完全来源于翻译者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不断获得的、正面和负面的经验——或者更加具体地说，它既来源于某一时刻既定的实际翻译经验，又因此而不断地为进一步的经验性翻译实践提出不断演进的“理想”标准，因而是具体的翻译经验的不断动态升华过程的结果。这样一来，我们在从理论研究角度涉及翻译的“理想”或者“标准”的时候，似乎就不必像王文那样认为“跨越经验之界，就是非法的”了——除非我们把某一次翻译活动彻底和绝对地与其前后相继的同类活动割裂开来。实际上，这里存在的是“翻译活动→理论反思和研究→理想的翻译标准→水平更高的翻译活动→……”的动态演进过程，即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的水平、眼界和理想的不断生成和提升过程，而不存在“由‘翻译的实际经验性行为’与‘翻译标准’构成的悖论”，更不存在康德的“经验vs先验”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