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析作为《论不可译性》之前提的康德先验(3)

;;; 另一方面，就翻译研究所涉及的译文和原文、翻译者和原作者之间的关系而言，强调原作者个人化情境的绝对不可重复性，强调原文本语境和语言结构的不可企及性、不可超越性的做法，实质上也是我们这里所指出的“理想”或者“标准”的具体表现之一，只不过采取了稍微复杂一些的表现形式而已——也就是说，这种做法一方面理想地假定原作者的情境、水平和境界永远不可重复、甚至高不可攀，另一方面又理想地假定翻译者永远只能停留在对原作者亦步亦趋、甚至顶礼膜拜的层次上；一方面理想地假定原文的语境和语言结构完美无缺、永远不可丝毫改变，另一方面又理想地假定翻译作品永远只能是对原作品的有缺陷的、蹩脚的“仿制品”。显然，这种做法不仅包含着对原文和原作者的“理想的”极端美化和崇拜过程，同时也包含着对翻译者和翻译作品的“理想的”轻视和贬低过程——尽管这两种“理想”的性质截然不同、实际运用这种做法的人也有可能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些方面，但它们不仅同源、具有同样静止和机械的方法论视角、没有看到这些方面都处于永恒的生成过程之中，而且实际上也是相辅相成的。

;;; 既然我们没有必要为了提升翻译研究理论水平、构建翻译理论体系而借重康德先验哲学及其“经验vs先验”悖论，而是需要重视“存在于‘翻译的实际经验性行为’和‘翻译标准’之间的‘张力’”，特别是需要因此而重视和研究这里的主体所具有的理想特征，充分肯定和研究这样的理想所具有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通过这样的肯定和研究，来提升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的理论水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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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翻译技巧、翻译理想和翻译标准的个体生成过程

;;; 就提高翻译和翻译研究的水平而言，既然我们不应当从康德先验的基本框架出发，而是应当“突破观念的王国”、以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充分重视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的活生生的主观的经验动态生成过程，特别是通过把这种研究对象的历时性维度和共时性维度有机结合起来，充分重视和研究“翻译理想”和“翻译标准”在这里所具有的地位、所发挥的作用，正确认识和利用“存在于‘翻译的实际经验性行为’和‘翻译标准’之间的‘张力’”，从而一方面使翻译者的实际能力和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另一方面也在此基础上使翻译理论研究的水平不断地得到提高。那么，我们究竟应当从什么基本理论立场和研究视角出发，才能比较充分地实现这种愿望呢？

;;; 在我看来，能够使我们这样做的基本理论立场和论研究视角，必须是能够扬弃康德先验哲学的上述观点之根本缺陷的基本理论立场和方法论视角——初看起来，这种说法似乎有些绝对，但我们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从康德先验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出发、或者说搬用以牛顿经典力学为典范的西方学术研究框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这种基本目的的。其实，只要承认西方学术思想的几乎所有方面都以这种哲学传统立场和方法论视角为基础[11]，而这种立场和方法论视角又确实具有上述，我们这样说就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了。当然，建立这样的基本理论立场和方法论视角、特别是使之得到人们的承认和运用，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只要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探索、不断研究和构建、不断完善，就有可能使这样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最终确立起来并发挥应有的作用。本着这种基本态度，我希望从自己正在构建和不断完善的“社会个体生成论”[12]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出发，表达对“翻译技巧”、“翻译理想”和“翻译标准”之间的关系的基本看法，以期有助于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的进一步。

;;; 就这三者的关系而言，主要依据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学者，通常似乎并没有把它们联系起来。在我看来，这三者在翻译和翻译研究过程中其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必须把它们完全放到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的主观世界动态生成过程之中，来进行实事求是的动态性探讨和研究。虽然表面看来，“翻译技巧”似乎仅仅处于没有理论色彩的“技术”层次之上，但从作为社会个体的翻译者的生成过程角度来看，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首先，作为这种个体的具体生成过程的结果，它是翻译者以往的成功经验的和结晶，因而完全可以说是一定的翻译理想和翻译标准得到某种程度上的实现之后的结晶；尽管迄今为止的翻译理论研究并没有从这种角度对它加以充分的重视。其次，在翻译和翻译教学过程中，它既是使翻译者、翻译者避免走弯路、从而事半功倍的方便法门，同时也从具体操作角度体现了某种“翻译理想”和“翻译标准”，因而是实现和达到后者的有效手段。不过，只有把它与某种“翻译理想”和“翻译标准”实际联系起来，我们才能真正看到这一点并加以认真的研究。最后、同时也最重要的是，无论“写作技巧”还是“翻译技巧”，都是与作者、翻译者特定的人生经历、知识素养和精神境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这种生成过程、素养和境界的积淀结果——这样一来，作为王文所谓三个“临在性”条件的“写作和阅读成规”、“翻译过程所处的社会上下文”和“原文作者（绝对不可重复）的个人化情境”，在这里便都紧密结合起来、在动态的具体生成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了。因此，如果在讲授“翻译技巧”时仅仅就事论事，不仅会由于单纯注重“技”、忽视“艺”和“道”而完全停留在技术层次上，而且可能因为忽视“因材施教”、特别是忽视了学习者的具体生成过程，而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社会个体生成论有可能为这个方面的理论研究提供一个有价值的思路。

;;; 其次，就“翻译理想”而言，我们已经看到了它在这个领域之中的形成过程、重要性和无处不在性。可以说，它虽然和“翻译技巧”一样都来源于实际翻译过程，但它不仅像后者那样主要是对正面经验的概括，同时也是对负面的教训的总结，因而与翻译者的具体愿望相结合而变成了推动这个动态过程不断前进的动力——正是从这种角度来看，它体现了某种超越性（而不是“超验性”），即不断促使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超越现有的水平、走向更高的水平和境界。因此，尽管它不是以“翻译经验”或者“翻译技巧”的固定的具体形式存在的，但它所发挥的作用却显然是毋庸置疑和至关重要的。因此，西方语言学理论和主要依据这些理论进行翻译研究的国内学者，虽然几乎从未对它进行过系统全面的探讨和研究，但这决不意味着这种研究没有价值、可有可无，而是意味着我们为了提升翻译理论研究的水平，必须消灭这个迄今一直存在的 “盲点”，认识和充分重视这个崭新的、非常重要的维度，从而予以具有开拓性意义的探讨和研究。当然，进行这样的开拓性研究是相当困难的，甚至可以说必须以基本理论的彻底创新为前提；但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即社会个体生成论有助于我们把研究视角扩展到全面关注这种“理想”的动态生成过程上来。